民眾都抱怨房價太高了，專家們給政府出的主意是趕緊開征物業稅，據說好處多多：不但可以大幅度擠出土地出讓金的泡沫，減少房地產投資開發風險，均衡各方稅負，增加國家稅收，而且，還因為其他稅費可能的減免而降低城市居民的購房“門檻”。

中國的環境污染比較嚴重，有關專家和有關部門就聯手提出開征環境稅。據說，環境稅已經擺上了議事日程。環保部門官員喜滋滋地說，在當前節能減排的嚴峻壓力下，環境稅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預見的。

當然，還有專家建議，中國的社會保障資金面臨那么大缺口，不妨開征社會保障稅。周其仁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聞稅則喜的專家》，解釋中國之所以新稅源源不斷的理由是：政府聞稅則喜，而各路專家提供了源源不斷增稅的根據。

政府聞稅則喜，不難理解。無論如何，只要稅款增加，政府可支配的錢財增加，政府的規模就可以不斷膨脹，政府官員的收入當然也可以增加。因此，在政府那里，總有一種將稅收功能不斷擴大的趨勢。

而現代經濟學，尤其是財政學、宏觀經濟學，從其一誕生起，就是政府的幫手。這方面的專家很樂意為政府擴大稅收功能的點子，提供貌似科學的論證。比如官方財政學者列舉的稅收的作用已經達到七項了：組織財政收入，配置資源，調節需求總量，調節經濟結構，調節收入分配，保護國家權益，監督經濟活動。

如此之多的稅收功能，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看了，一定會大吃一驚。斯密當初說，君主確實可以征取一定收入，用于實現人民期待他承擔的職責，但這職責只有三項：國防、司法及某些最基本的公共品?？梢哉f，在斯密那里，稅收主要就是滿足組織財政收入、維持一個守夜人國家正常運轉的功能。

今天的經濟學家跟斯密確實不是一路人，他們的理論為國家的膨脹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此，西方各國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出現了一種將稅收功能擴大化的趨勢。除了傳統的組織財政收入的職能之外，稅收也被國家賦予了其他功能。

中國專家在這方面當然總是迅速地與國際慣例接軌。在中國，伴隨著“宏觀調控”學的出現，政府及專家們尤其重視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凱恩斯爵士確實提出利用財政政策，但他的財政政策更多地強調增加支出。在里根經濟學中，財政政策主要是指削減稅收。然而，中國、政府和專家現在討論的財政政策，基本上就是加稅政策了。

出現這種稅收政策價值取向差異的根源似乎是，西方國家的稅收功能擴大化的時候，其稅制的憲政框架已經完整地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說，政府征收任何一個新稅，或者提高稅率，都要由民眾通過他們的代表來決定。而民眾當然喜歡政府增加針對自己的開支，而不會喜歡政府隨意征稅。這樣的基本人性，就約束了作為一種財政政策的稅收的價值取向。而在中國，這樣的人性傾向并不起多大作用，因為征稅的事情本來就不是民眾所能主導的。

當然，任何地方的人也都具有另一重人性的弱點：損人利己。今天，不光是各路專家就為政府開征新稅或者提高稅率提供依據。民眾輿論在這方面也不落后，比如很多時評家就特別強烈地呼吁提高對富人的稅率，讓他們出點血，好實現社會公平。個人所得稅現在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看成了“劫富濟貧稅”，所以，廣泛地受到自命為窮人的代表的人士歡迎。

現代稅收的另外一項重要職能，即財富再分配功能，恰恰就是在滿足人們的損人利己心理。很多人支持高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僅僅因為他們相信，從富人那里多征收一分錢，他自己就可以不勞而多得一分錢，而專家則美其名曰：實現社會公正。

但是，所有損人利己的人，最終都會發現，自己也是受害者。任何人在稅收問題的損人利己心理，都是政府所喜歡的。因為政府可以利用每個群體的這種心理，不斷針對個別群體加征各個稅種。比如買房人恨開發商，政府就在開發、銷售環節加稅；而租房人會恨房主，于是，政府就增加房主的稅；而無房人覺得有房人都可氣，于是，政府開始對享有房產者征稅。結果，每個群體都在利用政府掠奪某個或多個其他群體的利益，或者僅僅利用政府滿足自己的嫉妒心理。最終所有人都受其害，收益最大的則是政府。伴隨著稅收功能擴大化，各國都出現一個趨勢：政府規模擴大，公務員收入以高于社會平均值的速度快速提高。

政府的存在必須要開支，因此民眾確實需要納稅。除了給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所需之收入之外，給稅收附加其他種種功能，只會導致社會整體稅負加重。尤其在中國，缺乏健全的憲政稅制安排，高稅收更是難以帶來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