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文

改革以后，除了1979年的物價有上漲之外，應該說中國經濟的宏觀局勢在1984-1986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第一次由這個轉型中的經濟體制內部生成嚴重通貨膨脹的時期。有人說，因為政治上的熱情，這個時期的通貨膨脹是必然的。所謂政治上的熱情，是指這樣幾件政治上的大事：一是1983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到20世紀末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二是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最后一件大事當然是指1984年10月，那是建國35周年的大慶。

當時在中國的理論界，這通常應該是對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最主流的解釋?？墒?，上世紀80年代初，一批新生代經濟學人的隊伍正在形成中。他們對這樣的解釋一定是不滿足的。初步接受西方經濟學訓練的大多數青年經濟學人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轉型和微觀機制上去解釋通貨膨脹的形成。我至今還記得，我在復旦大學經濟系讀書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學家在這段時間里討論最多的話題的確就是通貨膨脹，而且他們試圖使用全新的語言和角度來考察經濟運行的機制并分析宏觀現象。例如，新生代經濟學人在概念上創造性地用“國民收入的超分配”來解釋通貨膨脹。事實上，那個時候，研究投資基金膨脹和消費基金膨脹的形成機制或者“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成為當時中青年經濟學家的“時尚”。不僅《經濟研究》雜志上不斷發表從消費和工資上漲的邏輯來解釋通貨膨脹的大量理論文章，而且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影響甚大的大型調查報告《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中就專門對消費基金（主要指工資和獎金）的膨脹做了調查，而且參與這個報告寫作和討論的幾乎都是青年的經濟學人。

大多數青年經濟學者認為，消費和投資支出膨脹的經驗現象是與中國的經濟轉型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當政府微觀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勵機制發生微妙的變化，最終引起宏觀上的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者“國民收入的超分配”。那么，為什么新生代的經濟學人對消費和投資膨脹這么感興趣呢？今天看起來，恐怕主要原因是，新生代經濟學家正在實現著“研究范式”從注解型向解釋型的轉型，而消費與投資基金的膨脹現象正好滿足了這些經濟學者的范式轉型的需要。所以，在當時，對那個時候的通貨膨脹給出的有影響的經濟學解釋明顯地帶有這個實證的色彩。

但是，當新生代經濟學人的興趣重在解釋現象的同時，老一代經濟學家對1984-1985年的中國宏觀經濟的激烈爭論就已經開始了。他們與年輕經濟學人的興趣存在顯著的差別。他們的這些爭論更加政策導向，更現實，也更具政策的影響力。老一代比較活躍的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是，經濟過熱了嗎？我們如何看待正在發生變化的宏觀經濟形勢？政府應采取什么樣的對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在那個時候，經濟理論界的爭論與政府領導人的政策取向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聯。這一點在今天要好很多。那個時候，中央決策層往往也存在著與經濟學家內部一樣的分歧，并且這樣的分歧直接決定了誰將在最后出臺的政策中占上風。

簡單地說，老一代活躍的經濟學家的爭論和意見分歧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在推進改革與宏觀穩定之間哪個應該優先？到底是先改革？還是先治理通貨膨脹？這取決于怎么判定通貨膨脹的性質。如果認為經濟總量上的平衡對推進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條件，那么政府就應該優先治理通貨膨脹，而后進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貨膨脹理解為轉型經濟的“非均衡”常態的話，那么有一定的通貨膨脹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經濟增長和改革的推進。根據這一邏輯，政府不應該采取緊縮政策來對待當前的通貨膨脹。

以上兩種觀點和言論的代表性人物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國光研究員和北京大學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當時在青年改革者中影響比較大的倒是學院派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而且，只是表現在結構問題上，而不是總量問題上，不應當采取緊縮政策壓制。如果要實行緊的宏觀政策，那就是打擊和反對了改革?？梢钥闯?，當時在爭論中，學術的分歧有時甚至也上升到政治和原則性問題。

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他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對當時的這個爭論和分歧做了一些記錄。他提到，當時的激烈辯論中，主張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的開放和搞活，客觀上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是經濟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貨幣供應有限的超前對經濟增長是一種推動。這派觀點的理論基礎是他們自己提出的“非均衡理論”。根據這個理論，在經濟轉型的時期，供不應求是常態。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國民就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始終處于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狀態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量，不但不利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并且會損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們對改革的支持的減弱。因此，緊縮的宏觀政策是不可取的。不過，吳敬璉教授在這里并沒有公開提到誰是這個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腳注里把他提到的這些言論的出處做了注釋。根據這個注釋，它是出自北京大學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發表的一篇文章。

與上述觀點完全不同，支持和主張實行緊縮政策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主要是，從國際經驗來看，通貨膨脹不利于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中國的主要改革任務是價格改革，它需要供求關系基本平衡，宏觀經濟環境要比較寬松，政府的財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應該采取果斷措施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總需求，改善總供給，在經濟的體制環境得到治理的條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進。吳敬璉教授認為，“劉國光是這種‘良好環境論’或‘寬松環境論’的主要代表”。他認為，劉國光在1979、1983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多篇文章反復闡述了抑制通貨膨脹和為改革創造“寬松環境”的必要性。當然，吳敬璉教授本人在這個時候也是積極主張反通貨膨脹的。

在1984-1985年間，經濟學家之間對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貨膨脹，以及要不要實行嚴厲緊縮政策的辯論，對國務院的決策和政策選擇當然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的。1985年2月初經鄧小平同意，國務院召開了省長會議，要求各地嚴格控制投資基金和消費基金的膨脹。但數月內并未見效，宏觀形勢繼續朝膨脹方向發展，經濟學家針對通貨膨脹的辯論也并未停止。這個特定的時候，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發起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即那個著名的“巴山輪會議”。目的就是希望聽取國外經濟學家對宏觀管理的經驗介紹以及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建議。但更重要的目的其實是希望這個會議的聲音和結論能真正影響對于是否實行嚴厲的緊縮政策正猶豫不決的中國政府。

按照吳敬璉教授的判斷，“巴山輪會議”使國務院領導堅定了實施宏觀穩定政策的信心。吳敬璉教授還透露，會議上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教授的發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賓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立即采取“三緊”的政策（即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緊接著，在“巴山輪會議”之后，1985年的9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對1986-1990年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提出了四個基本原則，其中一個原則就是要求堅持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費與積累的恰當比例。

這算是1984-1985年宏觀經濟政策辯論和“巴山輪會議”的一個非常不錯的結局。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督洕^察報》專欄作家。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明日上市的《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