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黃海川

全民漲薪的時代要到來了嗎？起碼，《工資條例》制定過程中關于“工資和CPI聯動”的吹風和昨天07年全國CPI上漲4.8%的最新數據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在那些習慣于揣摩當局意圖的觀察者看來，這兩個消息的連續出現并非巧合，而是一種刻意安排的前呼后應。

我們當然很樂意看到政策制定者精心設計的這場皆大歡喜，但我們還是擔心這會變成過度的誘導和激勵，最終會掩蓋問題的實質。我們認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并非工資是否需要上漲以及上漲的幅度是否需要與CPI掛鉤，而是如何上漲以及如何解決CPI本身增速過快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普遍漲薪就會變成負激勵，從而影響未來經濟及社會全局。

我國國民收入增長跟不上GDP增長已是不爭的事實。CPI增幅擴大以后，人們又發出了工資增長跑不贏CPI的感嘆。但實際上，根據國家統計局昨天公布的數據，我們的收入增速并不低于CPI增幅：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間，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９．８％，農村居民純收入年均增長６．８％。而就算工資增長和CPI掛鉤，現實中的漲薪決策及行動也總是滯后于CPI增長。

所以，我們并不僅僅需要一個工資增長與CPI聯動的承諾，我們沒有理由因為這種承諾而感到驚喜。

從07年初GDP增8%、CPI警戒線3%的目標看，CPI增4.8%相對于GDP增11.4%而言確實比較快，更何況這個增幅創了11年新高。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指出，即使沒有任何新的漲價因素，僅僅是去年的物價上漲翹尾影響，就會給今年我國物價帶來比較大的壓力。

這種CPI增速過快打破了工資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平衡的現狀和預期，是我們不良好感受的主要來源之一。所以，通過反思造成CPI增幅過快的原因，進一步深化改革，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

回顧本輪物價上漲的過程，我們看到，首先是從豬肉價格發端，進而是糧食價格和原材料價格的普遍上漲造成了我國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但實際上，在此之前，房價和股市已經率先上漲了。所以，和國際糧食及原料普遍上漲引發我國物價普遍上漲的說法相比，我們更愿意相信，對流動性的不恰當控制是本輪價格上漲的主因之一：在人民幣升值仍有空間的預期之下，熱錢涌入房市造成房價暴漲，調控者開始打壓房市，于是熱錢流入股市，但監管層又出狠手擠泡沫，所以熱錢流向糧食等期貨市場，進一步推動現貨市場價格上揚。

這樣的調控不但推高物價，還可能造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政策就曾經出現對外資松、內資緊，對國有資本松、對民營私人資本緊的傾向，比如，對樓市調控實際上可能使國有和外資背景的大企業強者恒強，而市場競爭者的減少則增加了房價操控的可能性。

在此形勢之下，如果不通過深化匯率及相關配套改革，把CPI增幅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就只能陷入類似于物價上漲工資上漲、物價再上漲工資再上漲的無用循環。從這個角度說，工資和CPI聯動是一個被動方案。

這種被動會因為薪酬、再分配與物價之間相互震蕩加強的作用而使得無用循環最終變成惡性循環。1985年和1988年的通貨膨脹就與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承諾有關，其中1985年先是由國有部門的工資增長失控引起全局工資增長失控，再由消費膨脹引發通貨膨脹?，F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公務員和壟斷企業的率先漲薪以及前文所述的全民漲薪動議。

但我們預計，本輪漲薪不會引發消費膨脹。從表面上看，1998年到2005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年均利潤增長了30．5％，但從同期的家電等競爭性行業利潤率只有5%左右及國資委對所轄企業業績所表現出的滿意程度，就可以看出企業利潤分布的極度不均衡。在大部分企業利潤率低下的情況下普漲薪水并且有物價上漲在先，更大的可能是增大企業成本進而加快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到來。再聯系到同期中央財政年均增長18．6％和地方財政年均增長16．6％的事實，我們認為，如何將少數利益部門和公共部門多占的財富轉移到全民保障體系建設中，已經迫在眉睫。

從《工資條例》角度看，工資增長機制是否指數化并不是中國現實的關鍵，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賦予職工正常的薪資議價通道以及能力。如果說，《工資條例》是議價通道，那么，職工的議價能力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工會等雇員組織。遺憾的是，現實中，我們的工會雖然隨處可見，卻往往形同虛設。工會領導由企業領導兼任、工會費用難以為繼等阻礙工會正常運行的原因背后，則是政府如何提供更加民主的法治環境的問題，政府切不可以為只要漲薪就藥到病除，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企業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