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岳

不管我們主觀上的想法怎么樣，當中國崛起的時候我們那些同樣崛起的鄰國（如印度與越南），或者本來就有相當經濟水平的鄰國（日本和韓國），或者與中國存在著政治價值觀差異的強國（如美國），或者在國家統一問題上有不同追求的分裂勢力（如臺獨力量）必然在客觀上感到威脅。在中國經濟未來繼續發展的條件下，適當的軍事發展不僅必然而且還要充分。但是這一方面會刺激地區甚至全球軍備競賽的發展，同時也有可能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開始背上沉重負擔從而影響其發展的可持續性。實際上，如果我們回顧當初甚至部分到今天蘇聯在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巴基斯坦與印度的軍備競賽、埃及與以色列的軍備競賽，相對可持續與相對不可持續一方均有其相近處，這不可以不作為中國軍備發展的借鑒。 

以美國為代表的可持續一方的基本經驗就是軍民一體模式。這個模式的基本原理是將軍工能力蘊于民用產業中，軍方使用預算從不同民間機構采購研發品與制成品，民用產業在為軍方提供服務的同時加強了相關技術的擴散與使用能力，這一方面加強了產業界的規模產研能力并減少了軍民二元制下的宏觀經濟成本，同時減少了軍工專業化下的產能消化與需求不穩定的產能虛耗問題，還為部分最前沿技術的開發提供了民間投資通常不會提供的支持（互聯網、噴氣飛機技術、部分生物醫藥尖端技術都來自美國軍方的前期研究資助，軍方甚至介入特異功能、外星人的探測與研究），而且某些民用技術也可以充分地為軍工需要所利用。這一機制一旦形成，戰爭預期與真實的有限戰爭就成為新技術研發的動力、新產品實驗的場所與產品技術升級的理由，而且由于有考驗度嚴酷的實際戰爭的檢驗壓力，新技術與新產品的精度要求與技術發展都有更為嚴格的要求。在這樣的體制下，軍備競賽不是問題，因為這個體制自己就已經制造了足夠強的自我激勵機制，當然也需要實際的戰爭機會。我甚至可以想見，建立在這種體制上的研發生產機制，每十年沒有戰爭機會大概就有人要著急得發跳了。而與這一體制相比，專業軍工體制耗費的經濟資源更多，產能閑置更明顯，資源轉移效率低，軍民生產機制之間的資源矛盾性強，因此其可持續性要低得多，而且在長期競爭中必然要被軍民一體制拖垮。結論很清晰，中國的軍備機制應迅速地向軍民一體制轉化，國防科工委應從專業軍工的研發生產管理單位轉變為研發產品采購的計劃管理機關，當然在新的體制下對于體制外機構的管理協調的要求高了，對于生產技術情報管理的要求高了。但這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