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好心必有好報，都說人不能光為自己考慮，要多為別人著想，可近來發生的一些事情，卻讓人感到這勸人向善的箴言似乎正日益遭受著挑戰：扶起摔倒的老人，被疑為肇事者，法院判決賠償；撿到錢包交還失主被認為是小偷，挨了硬生生的一耳光。這些，都因為缺乏證據，無法證明自己不是肇事者或不是小偷而備受屈辱。

“十一”黃金周的一天，蘇州科技學院江楓校區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的小蔣(化名)到蘇州石路游玩，下午2點多，當他準備回校的時候，發現他的自行車車籃里多了一個粉紅色的錢包。他按錢包里名片上的手機號碼，約失主見面歸還錢包。沒想到的是，失主一口咬定是他偷了錢，雙方爭執過程中失主打了小蔣一個耳光。記者悲憤地問：這個耳光究竟打疼了誰？（《江南時報》10月8日）

耐人尋味地是，小蔣在看到錢包里只有名片、身份證、銀行卡等物，沒有現金時，就意識到可能是小偷拿走了錢，將錢包扔了，自己歸還錢包很可能被失主誤認為是小偷。想到自己丟了身份證補辦的麻煩，他猶豫再三后，還是撥通了失主的電話，但他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失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看到我的名片，知道我是開公司的，認定我有錢，所以才別有用心地想再敲詐我或者想讓我拿出點錢“感謝”他。如果你說他是冤枉的，那你拿出證據來證明他不是小偷的啊。而專家支招說，小蔣可以在現場找幾個證人，然后一起聯系失主，這樣就會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很難想象一個人在做好事前，首先找好證據、證人，足以自證清白后再做好事，這樣的做好事、善事還有多少幸福，還有多少動力可言？做了好事被誣為肇事者或是小偷，能不產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悸？而心悸的背后是心寒是悲哀，明顯地，這種悲哀不僅僅是做好事人有的，還有知道這件事的所有人。從這個角度看，這一耳光，受污辱的是公民的良知，痛感十足的是整個社會。

當一個社會缺乏起碼的信任，當一個人時刻提防別人的誤解，甚至做好事時都得穿戴好盔甲，這個社會就不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懼。除了自己，我們還敢相信誰？

在這件事中，即使小蔣真的是小偷，他總還是把錢包里的證件還給了失主，減少了失主補辦時的麻煩，應該說是個有“職業底線”的小偷，有什么理由扇他一耳光呢？遑論失主僅僅是自己開著公司，有幾個錢，就把別人想得那么壞。讓別人拿出不是小偷的證明來，自己首先應該拿出別人是小偷的證據。

我們這個社會似乎人人都是受害者，都用看待壞人的目光審視他人，當大家都穿著厚厚的盔甲，舉著傷害他人尊嚴的長矛“自衛”時，其實已經將人性的惡發揮到了極致，到頭來人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因為我們誰也不敢保證，今天你傷害了別人，明天，別人不會傷害你。

稿源：紅網 作者：馬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