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問題幾乎困擾了我們一個世紀，該問題是1898年張之洞為“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所提出。一百多年過去，在中西文化關系上，反對它也好，支持它也罷，我們的思維似乎一直沒有走出這八個字的“體用模式”。
上個世紀末，一個文化老者聲稱：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于是中國文化行情漸長，甚至有學者要用它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前不久，湯一介先生的《儒學與當今全球性三大難題》，就是向全世界推廣傳統儒文化的顯例?！ ?/FONT>
是否可以改換一種思路重新審視中西方的文化關系呢？在我看來，體用模式的弊端在于它的整體性，整體性容易導致獨斷論。一則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體的，它可以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二則作為“體”的中學或西學也都不是鐵板一塊，可以而且應該對它們作必要的價值分殊。體用原本不二，以此為體，以彼為用，紙上說說可以，但實際上做不到。百十年來，張之洞以中學為體顯然失敗了，新文化勇士們試圖以西學為體，全盤西化，明顯也沒成功。因此，張氏的體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FONT>
在我看來（我既認同西方文化，又眷戀傳統文化），這兩種文化與其體用，孰若并置?；蛘?，把體用模式轉換為一種公私結構，未必要讓它們“會通”，而是使它們各有應對。這里，我不妨仿張之洞來個“新八字”：中學為私，西學為公。也就是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傾向于更多地保持傳統文化的某些內容；在公共領域，我主張盡可能地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學習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居功甚偉，它向全人類貢獻了一份普世價值的菜單。這份菜單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憲政等內容，這些內容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屬于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價值資源。這些資源早自嚴復就開始輸入本土（比如自由），但嚴復可貴在于他并不反傳統。到了新青年，局勢驟然一變。雖然菜單上又追加了民主與科學，但它卻走上了一個世紀以來全盤反傳統的不歸路。歷史經驗表明，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只能是專制與極權。中國傳統社會是專制社會，后來蘇聯之類的社會甚至走上了比專制更甚的極權道路。由此可見，在公共領域中，能夠誕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們從事制度建設的重要資源。在這一點上，傳統儒文化幫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禮治，本身就是一個反平等、非民主、無自由的差序格局?！?/FONT>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傳統文化非但沒有過時，即使在今天，都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儒文化是強調個人修行的，比如“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擴展程序，也是一份價值菜單。它的問題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誠意正心修身等內容，對于現代化所帶來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則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當然，推崇傳統文化，強調的是個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變成道德專制了，傳統社會正是如此。在個人自律的意義上，古代士人重名節，總比今天唯利是圖、不講廉恥要好得多?，F代社會是一個欲望過度開發的社會，欲望本身沒問題，但欲望的無止境卻肯定帶來諸多問題。因病發藥，傳統文化的道德屬性可以也應當發揮它這方面的功能。今天我們能碰上一個道德自潔的人，雖身不能至，卻也是心向往之的呀?！?/FONT>
中學為私，西學為公，反對的是那種整體論思維。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兩個空間，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條目，是一條“內圣外王”之道。由于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傳統文化從內圣直驅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兩橛，讓內圣的歸內圣，外王的歸外王，結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專制之途。在我看來，內圣屬于私人空間，外王則是公共領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樣把傳統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給作為個人選擇的私人領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來治天下。外王還是讓渡給外來的民主憲政吧，儒文化不要輕易僭越，否則橘逾淮則為枳。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僅反對試圖重新意識形態化的新“儒教”（蔣慶），亦不贊同公共領域中的“儒家自由主義”（杜維明）和“儒家社會主義”（甘陽），同樣也不贊同上述湯先生向全球推廣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國而不是法治國）。
讓儒家回歸私人領域吧，就像讓民主憲政看守公共領域。從體用到公私，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人類生活本身的分際和兩種文化的邊界。
來源：紅網 作者：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