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文

1991年，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忘的一年。這一年，由四篇“皇甫平”評論文章引發的一場思想交鋒，成為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背景。

鄧小平發話了

歷史拉回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治理整頓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鞍司棚L波”的陰影尚未從人們心頭消除，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給人們帶來更大的震撼和困惑。當時國內是一片反和平演變的聲音，一片清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一片對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詰難。

1990年底，在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召集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提出“要善于把握時機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強調“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他還強調“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

“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么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頁）。根據鄧小平同志這個談話精神，江澤民同志在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開幕式上重申，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他還提出要大膽利用一些外資進行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技術改造，“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干”。

接著，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與此前幾次到上海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頻頻外出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的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彼忠淮沃刂赋觯骸安灰詾?，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彼€強調“開放不堅決不行，現在還有好多障礙阻擋著我們。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彼Ｍ吧虾Ｈ嗣袼枷敫夥乓稽c，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耙朔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保ㄒ姟多囆∑轿倪x》第三卷367頁）

16年前聽到這些話，我真的激動了好幾天。憑我長期從事黨報工作培養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心，我深感鄧小平同志的談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顯然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改革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

從“八九風波”以來，東歐發生劇變，德國柏林墻被推倒，兩個德國統一。波蘭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向民選總統——工人瓦文薩交出權力。接著齊奧塞斯庫總統被槍殺，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垮臺。不久，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發生巨變，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解體。面對這個局面，國內有些人起勁鼓吹，蘇東事件是 “改革”引起的。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必然會導致中國社會滑向資本主義，甚至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愿作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當時的情景使我聯想起了我們黨“八大”路線變化的情況。1956年，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論斷，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方針?！鞍舜蟆钡穆肪€是正確的。然而不久波蘭發生了波滋南事件，接著又發生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的震蕩引起了我們對于國內形勢的判斷變化，強調了國內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把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派斗爭。后來進一步提出“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論、方針、政策，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經濟滑落到崩潰的邊緣，政治冤案遍及域中。

我意識到，90年代初，中國又走到一個歷史的重要關頭。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斗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中國共產黨人在90年代初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聽到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談話精神的傳達，當時的激動和興奮可想而知。

《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帶頭闡述鄧小平同志關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當然、責無旁貸的。

“皇甫平”文章應運而生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歷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說》專欄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1991年春節前夕，我覺得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兩位同志共同商議，決心合作寫幾篇聯系上海改革開放實踐、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評論文章。開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發表在《解放日報》頭版、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文章對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交替點上?！笆暌粋€輪回?；厥淄?，上一個羊年——1979年，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開創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薄皳峤駪浳?，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惟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評論開筆這些話今天讀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16年前卻讓人眼球為之一亮。因為當時報紙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 “資產階級自由化”，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這是針對當時有人提 “1991年是質量年”。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惟有改革”，以及“我們要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貫穿全年，總攬全局”等話，都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