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閃 北京學者

中國的產品正面臨著一場嚴重的信任危機。

盡管這些年中國農產品和藥品出口勢頭猛增，每年能達到300億美元的規模，但如《紐約時報》所說的，有一段時間人們說起“MadeinChina”的第一反應是 “劣質”（shoddy），現在提起“MadeinChi－na”的反應則是“危險”。有很多美國的消費者已經開始有意識拒絕中國產品，一位叫SaraBongiorni的婦女，決定讓她的家庭一整年都不使用中國產品，為此還出了一本書《AYearWithout“MadeinChi－na”:OneFamily’sTrueLifeAdven－tureintheGlobalEconomy》，而今年持續不斷地來自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的新聞則給了她發行這本書的好時機。

當然，目前國外對中國的評論也并非全是惡意的。有些評論認為，中國當下產品質量方面的危機和美國101年前類似：美國101年前的產品質量丑聞催生出了FDA這樣的監管機構。2003年，中國也確實學習美國成立了中國的FDA——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有評論認為，1906年成立的美國FDA和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樣，也面臨著和其他很多部門互相職能交叉等問題，FDA花了55年的時間才完全掌握監督產品質量安全的能力，但中國應該用不了那么長的時間。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長鄭筱萸因為受賄、玩忽職守等等罪行而被判處死刑。相比美國同行，中國現在需要面對的信譽問題要嚴重的多。

對于轉型經濟來說，政府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既是制度的主導者，也是制度的守護者，尤其新舊制度更替時，人們對制度的信賴更是大大依賴于政府對制度的承諾。制度一旦不被信任，甚至被視為利益博弈的工具之一，那么制度連帶著人們的經濟利益博弈都將變得不公正。能操縱制度的人比老老實實遵守制度的人更具博弈力量，更能占便宜。于是，出于私利的考慮，或者出于自我保護的考慮，沒有人會再認真對待制度，也就不會懼怕違背制度帶來的損失，只要能掙到錢，什么手段都將會出現。社會道德、商業道德將變得一團糟糕。

這就是政府信譽危機帶來的最大后果。此時要讓市場更道德，首先要做的是讓政府更有道德。而要讓政府更有道德，那么必須要能對政府的承諾和行為進行監督。

監督將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應當在制度上保證，如果有不法行為，政府和它的官員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比如鄭筱萸案件。無論這方面的制度應該如何安排，都必須確保公眾有這樣的懲罰權力。

其次，要讓信息能自由披露，這是問責的前提。一般來說，除非信息壟斷，否則任何公共事件上的欺騙都幾乎不可能。換句話說，在信息能夠自由披露的情況下，不但政府無法掩蓋事實，市場欺騙也將大大減少。

最后，要讓社會存在獨立客觀批評的空間。美國FDA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權威的食品與藥品質量管制機構，但美國社會獨立的公民組織以及個人對它的工作一直都批評不斷。

比如最近很多公民組織批評FDA在尋找“毒牙膏”時信息不準確，因為它們不僅僅在FDA所說的折扣店被發現；當FDA宣布發現來自中國的五種海鮮被污染時，馬上就有公民批評FDA動作太遲緩；弗里德曼也曾經批評過FDA在審批藥品時要么太慢要么就是把一些很有價值的藥品拒絕了。

獨立客觀的評論，會提高社會的理性程度。在今日中國，獨立于政府和商業組織之外，也已經出現了大量從事公益事業方面的NGO，無論它們的行動還是研究，都可以給社會提供更多的客觀立場?？梢哉f，這種客觀立場是保證社會基本道德底線的重要支撐。

梭羅曾經尖銳的批評政府，說每過一瞬，政府都會損失一些正直的聲譽。其實，要讓政府提高聲譽并不難——當政府以及政府的具體官員是可以被懲罰時，政府的聲譽必然會提高；當信息自由披露與獨立批評可以被保證時，即使發展中的轉型國家也可以有效地減少產品質量丑聞。試想，如果消費者能很容易的了解到關于產品的內幕甚至黑幕，同時也能很容易的聽到一些客觀理性的分析意見或者研究報告，那么獲得充分信息的消費者也就能構成強大的同盟，迫使廠商提高產品質量或者減少欺詐行為。

市場可以更有道德?？偟膩碚f，盡管“MadeinChina”在這一年多里屢受質量問題困擾，但是相對中國1萬億美元的出口量來說，有問題的產品還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政府也開始對外保證要猛抓質量安全問題。不過，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里，中國經濟體的市場道德一旦不被信任，那么再大的出口量也會萎縮。所以，樹立中國市場的道德形象至關重要。

當然，僅靠一些口頭承諾和表態，中國的市場不會因此變得更道德。市場要能更道德，既需要政府受約束，也需要公民社會的成長，包括獨立新聞報道和獨立客觀批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