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平時用肉眼很難看清的裂縫，然而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任何一絲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變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些中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日本的民間態度，可以用這樣的語言來描述。遠的不說靖國神社，不說釣魚島，不說集體買春，就在前兩天，日本西北部地區發生地震后，我們的網絡上很快響起一陣歡呼雀躍，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風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頭。 

這是一種很習以為常的“仇恨運動”了，每一次那個島國發生災難，都如同氣象學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陣陣幸災樂禍的颶風。

拿此次日本地震來講，不論后果如何，其潛在或現實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樣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們和我們一樣為生計奔波、為兒女呵護、為社會出力。在他們身上，沒有軍國主義的影子，沒有鷹派政客的嘴臉，沒有極右狂熱者的臉譜，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國人的朋友。然而，不知為什么，總有一些人，一聽說某國遭災了，馬上就聯想到N年前的國仇家恨，翻出歷史的舊賬，讓“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反華分子”所在國度的后人們來償還。多少年過去了，這種單一錯亂的“報仇”思維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類相憫”這些最基本的人本價值觀，還沒有深入人心，實在令人錯愕。甘地、馬丁·路德·金在執著反對某個惡的制度的同時，不忘告誡人們要學會寬容，因為“因劍得到的也必將因劍而失去”——多少年過去了，這些思想還寂寞地躺在蒙塵的書本里嗎？難道“寬容和仇恨”就真的與我們一些的憤怒年輕人，格格不入嗎？

仇恨只會蒙蔽我們的眼睛，只會阻礙我們的理性發展和融入全球的腳步。從1945年到2007年，日本軍國主義之“可憎”實質上已經更多轉變為國民素質上的“可怕”，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可憎”奢侈地井噴我們的口水，但對“可怕”，除了自省別無他路。如果再不對“可怕”作出理性的反應，我們將來只能做一個可憐的“怨婦”——可憐之人必有可憎之處。日本國民的“可怕”之處在哪里？

1994年廣島亞運會閉幕式結束后，6萬人的體育場竟然沒有發現一片廢紙、一點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幾家報紙驚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學者在日本遇到一次嚴重的堵車，成千上萬輛車首尾相連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車輛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邊，而另一邊逆向車道空空蕩蕩，無人爭搶。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災民提供了一筆不菲的無息貸款，這些貸款無須擔保，只要把姓名和聯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所有貸款全部還清，沒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權先生的《日本精神》一書，新華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聯想到十幾年前那場震驚全國的“中日夏令營較量”，對今天的日本民族，筆者似乎只能用“可怕”來驚呼！

這是怎樣的一種“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養，是高度的誠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發達的教育。這樣一種“可怕”，我們或許很陌生，但我們也曾經擁有過。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據《舊唐書》記載，貞觀四年時，唐太宗李世民將全國290名死囚放回家過年，約定年后回來歸獄。結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時歸獄，唐太宗因此釋放了這些囚犯。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當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道德風貌和民眾文明素養相呼應。這也是一種“可怕”，正因為極度稀缺，所以讓我們看來不可思議，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養，所以才會令人驚詫得可怕。

簡單的仇恨讓我們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讓我們失去了從他們身上汲取養分的意識，讓我們忘卻了自己歷史血液里曾流淌的榮光。寬容不意味著怯懦，而是一種強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著忘記，而是讓悲劇永不重演的自我強大。如果所有這一切還不足以讓很多人警醒，那么就聽一下一位研究日本問題的西方學者的話吧：日本人會比大多數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與在道德上占有優勢者合作。

只要不喪失理性的獨立思考，中國的青年應該可以判斷出我們究竟該怎么做！

中國青年報 馬九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