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11家高校，在5月8日第60個世界紅十字日這一天，捐贈了近8噸共10多萬件衣物，但其中居然有30％是垃圾衣物，包括女生的貼身內衣和男生發臭的臟球衣（6月29日《華西都市報》）。兩噸多垃圾衣物，以平均每人捐贈一公斤計，涉及到數以千計的大學生，而且很可能以即將畢業離校的大學生居多。也就是說，這些用垃圾玷污愛心的，大多是接受了從小學到大學完整教育的學生。稱之為“垃圾門”，言不為過。滿足于一般的道德批判，很可能失之于膚淺，因而也就未必能折服當事的大學生，更無以濟世。我以為，從這“垃圾門”中，折射的是長期被扭曲的慈善觀。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主流輿論曾把“慈善”普遍解讀成“虛偽”。電影、小說里，凡掛有“積善”匾額的，無不是壞蛋的家；凡叫“善人”的，也無不是壞人。一邊作惡，一邊捻佛珠，曾是這類形象的典型。黃世仁的母親，刀砍雷鋒的地主婆，被認為是這類人的代表；育嬰堂、施粥廠，被視之為壓迫和欺騙的另類伎倆。只要行善，就是為行惡方便而自飾，或因作惡太多而自贖。否則，為什么要“行善”？這成了一種廣被認可的邏輯。有人甚至注意到，對“慈善”的貶化，至今還反映在現行的各類辭典中。不僅《辭源》、《辭?！?、《現代漢語辭典》中都沒有“慈善家”的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慈善事業”的釋義，竟然有“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做好事求善報”的內容，認為“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業看作是一種施舍”，認定“它只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最后的結論是：“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雖然今天的慈善事業有了長足發展，但在許多人眼里，行善仍是有錢人的事。對有錢人的偏見，很容易轉化為對慈善行為的偏見。許多中國人怯于“行善”，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從“垃圾門”的情形看，要為“慈善”正名，恐怕尚待時日。

貶化“行善”，勢必丑化“受善”。一個“嗟來之食”的故事，就被扭曲了幾千年。齊國那個叫黔敖的“行善”者，確曾以“嗟來食”讓“餓者”感到了羞辱，但黔敖馬上知錯了，道了歉，“餓者”卻“終不食而死”。所有的選文，幾乎都不選孔門高徒曾子緊接著的評價：“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币馑际钦f，對于這因不食“嗟來之食”而死的行為，是不應贊同的，因為聽到“嗟來食”可以掉首而走，但聽到道歉則就“可食”了。在儒家文化里，本沒有為了骨氣就該餓死的殘忍，這正是《禮記》收錄“嗟來之食”的本義。遺憾的是，被宋明理學扭曲了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反倒被后人視之為美德，妄加弘揚。這是特別可悲的地方。要知道，接受援助，首先是對慈善的呼應。既肯定“行善”，也必須同時肯定“受善”。否則，在邏輯上就講不通。因為“行善”縱有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也是要靠“受善”來完成的。我就聽一個沒找著工作的大學生說：讓我吃低保，死也不愿。這個學生有骨氣固然不假，但也有著對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的深深誤解。對“受善”行為缺乏正確認識，勢必導致對“受善”者缺乏應有的尊重，拿垃圾衣物打發人，正緣于這種尊重的缺失。

此外，總有人習慣于將行善導演成一場嘲秀”，不惜嚴重扭曲慈善的善意。明明是一點可憐的衣物食品，非得逢年過節送；交接時非得擺出姿態，以便于在報紙、熒屏上炫示；“受善”者還得說上許多感謝這、感謝那的好話；甚至于開大會，讓“受善”者在眾目睽睽下，列隊上臺領拳…一面崇尚寧死不吃“嗟來之食”的骨氣，一面又非讓人拿骨氣來換這點“嗟來之食”。試問，組織這類慈善活動的人，何曾考慮過“受善”者的感受？當“受善”常被弄得一點尊嚴也沒有的時候，怎么期望大學生在捐出垃圾衣物時，能從衣物接受者的角度，將心比心，給他們一點尊嚴？

雖然人人都知道，慈善事業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是調節貧富差別的平衡器。通過市場實現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實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光靠這，遠遠不夠。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個人出于自愿將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社會，乃是不可小覷的第三次分配。但有統計表明，中華慈善總會所收到的捐贈，70%來自國外和港臺；資產總額超過千萬美元的中國企業，有過捐贈行為的比例不到1%。這其實是另一意義的“垃圾門”，和大學生捐贈垃圾衣物一樣，凸顯著慈善觀被長期扭曲的尷尬。要走出慈善事業的“垃圾門”，必須將扭曲了的慈善觀重新校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