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法治文明的產物，律師在今天的社會大舞臺上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必須承認的是，由于舊有的政治傳統和社會觀念對這一職業極盡抵制，因此律師制度在新中國這一路走來，不但“跌跌撞撞，步履蹣跚”，還幾經沉浮。十一年前，被寄予厚望的新中國第一部《律師法》終于出臺，律師制度也因此有了初步的法律框架。這部法律后于1997年1月1日正式施行。

十年回望，《律師法》的里程碑意義固然不可否認，但它所留下的立法缺憾也越來越多地成了律師行業發展的桎梏。由于十年前立法機關對律師職業性質的認識，還停留在“國家的法律工作者”這一立場上，使得律師這一得到世界公認的自由職業在《律師法》中卻被高度行政化了。從便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發，《律師法》的主要內容過多地停留在“禁止律師這么做”，或“明確規定律師不得那樣做”的層面。而律師職業的自治及行政管理部門對律師業所應提供的服務，卻很少體現。也因此，有律師就曾直截了當地將現行《律師法》戲稱為“律師禁止法”。

《律師法》主要是規定律師權利與義務的法，雖然現階段仍然堅持對律師職業加以行政管理有其必要，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律師法》雖然也可以是一部行政法、管理法、責任法，但它更應是一部服務法、自治法、權利法。十年來，《律師法》的相對靜止與律師職業的飛速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于“依法治國”方略的確定，法學也因此成了顯學，法治常識及法律理念的普及在這十年里遠遠超出了以往任何時候。此時對《律師法》進行全面修訂，一方面已極為必要和緊迫；另一方面，社會上下對法治的共識也有助于減少類似的議題。在日新月異的律師業面前，厘清律師的職業性質，確認現行法上未曾確認的律師權利，同時賦予律師在其法定權利被侵害時，能夠借助方便且有效的司法救濟途徑，去實現正義。

《律師法》上也并非沒有與律師權利相關的規定，只是這些文本上的權利，很快又會被新的立法和司法所架空。比如律師的在場權、律師會見權、律師職業豁免權等等，均為法治國家所普遍認可的權利形態，這些以律師權利為外在表征的具體制度，其實質卻是不折不扣的基本人權，是公民權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障律師的這些職業權利，就是在保障自己的憲法權利。權利在法律上反復重申，也只是權利。要保障權利的實現，就必須在權利的周圍筑起無形的柵欄，抵擋來自四面八方的侵犯。

律師制度雖然是現代民主與法治的產物，《律師法》卻深深嵌入了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舉凡“從檢察院、法院辭職做律師的，兩年內不得在原檢察院、法院執業”就是一條頗有中國特色的規定。在號稱“律師治國”的美國，法律職業者流動的一般規律，三百年來沿襲著的都是從律師到法官的進路。而我們卻恰恰相反，我們有的法官忙著下海去做律師，以期好好撈上一筆。如果我們從律師的執業保障出發來看這一律師執業禁止的規定，就會發現這種禁止至少在理論上并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未必有效。難道對曾任法官、檢察官的律師予以兩年的執業禁止是基于回避的考慮嗎？為什么又只有兩年期限？這種執業禁止，只需當事法官假借他人名義辦案，就可以輕松地規避。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去重點打擊下海的法官與仍在岸上的法官相互之間的勾結？為什么仍然要抱持律師執業禁止制度不肯放手？

這的確是許多國家的律師立法都未曾碰到的怪問題。問題其實又不在于是否應對律師設立執業禁止，而在于我們本應從制度上引導一種健康的法律人流動機制，使得法官成為萬民景仰的角色，成為絕大多數律師畢生的追求。這是中國律師的問題，也是中國法治的問題?！堵蓭煼ā房梢猿袚蓭煍U權的時代使命，卻又不得不回應實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