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件事的荒唐可笑與沒文化，實在是沒有太多討論價值。為了申遺，便把有千年歷史的“京杭大運河”生生變成了“中國大運河”，主持此事的官們真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成了草包嗎？而為了幾個迷信得腦袋銹逗了的商人，就把千古風雅名勝地太湖西山，改成俗不可耐的“金庭”。牛嚼牡丹，焚琴煮鶴大體就是這個樣子了。

我要問的是，為什么這種荒唐的改名一再發生？

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行政權過于膨脹。從理論上說，大運河改名要過國務院頒布的《地名管理條例》這一關。而西山改名，官方聲稱已經江蘇省政府審批通過了，按照《國務院關于行政區劃管理的規定》，這次更名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其實，地名的改變權本應屬于民權的一部分，因為，地名直接涉及當地居民的情感、記憶，另外也可能涉及地方的文化和經濟利益。例如我是湖南人，如果有一天“上面”突然通知我：從今天起，你是金湖人了，那我生命中的很多記憶和情感都會無處安放，會產生心靈上的撕裂感、疼痛感。鎮江市東昌鎮改名為“邊城”的風波就是一個例子，當地人感受不了這份所謂的“美麗”，聯名上書要求改回原名，在私人信件和不少公文中，人們依然以“東昌”為名。這種抵制絕非偶然。

基于種種利益與現實考量，地名不是不可以改的。但這種改變，必須交由當地居民全體討論，然后由人大表決通過。而不能由行政部門——更直接地講是幾個官員，一拍腦袋就決定了。

在地方改名上民眾被賦權不足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則是，民眾往往也意識不到這本該是屬于他們自己的權利。在大運河改名和西山改名等類似問題上，民間的反對者一般都是從改名成本及文化方面進行抗辯，尤以改名成本為主，基本沒人從居住地人民的情感、記憶方面發言。

如果地方改名權依然由行政部門把持著，而不移交給人大這樣的民意機構，那么，類似大運河改名、太湖西山改名這樣的荒唐事，恐怕還會不斷上演。說不定有一天，北京也會被改名叫“白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