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中央媒體集中報道中紀委等七部委聯手整治各地超豪華樓堂館所建設歪風。先有河南、山西、甘肅三省四家政府機構因“超豪華”被披露，再是廣西宜州市（縣級市）億元行政中心被曝光。

早報評論員查了一下，自1988年6月中央發出《關于清理樓堂館所建設項目的通知》，十九年來，全國性整治黨政機關辦公大樓“超豪華”行動先后經過五輪，但每一次整治過后，新一波“建設高潮”來勢更為兇猛。隨著去年5月鄭州市惠濟區“世上最豪華區政府”被曝光，國內媒體相繼曝光一批“豪華辦公樓案例”。但這些只是“行政奢靡”的冰山一角，據《南風窗》雜志調查報道，全國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大型國企巧立名目，建于國內風景名勝區的非商業性賓館、酒店、培訓中心，總數已超過一萬余家。

如此無節制糟蹋公共財政和國有資產，引起社會輿論強烈不滿，中紀委遂將再剎“辦公樓歪風”納入今年黨風廉政建設一大內容。行動于3月底啟動，6月20日為自查自糾“大限”日。自查自糾乃整治的“規定動作”，面對“超豪華”的普遍性，目前我們所見的，是整肅幾個實在太不像話的壞典型，以儆效尤。

面對“世上最豪華區政府”，自不免讓人想起“世上最寒酸首相府”———自十八世紀起，一直是英國首相官邸的唐寧街10號。很難相信，這座全球“名建筑”，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面積狹小，設施陳舊落伍。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整棟建筑地基沉降、門框扭曲、房柱腐朽、隨時有倒塌之虞?？蓺v屆英國政府沒敢動新建首相府的心思，而是將腐朽房柱換成鋼筋水泥柱后，繼續使用至今。是選擇“最豪華”抑或“最寒酸”？決定因素不在人，也不在于思想教育是否起作用，而在于一國公共財政制度是否建立，使用納稅人的錢是否能夠受到公眾和社會輿論的有效監督。其實，這些道理作為老生常談，享受“最豪華”者比納稅人心里還明白。

稍具見識者，都知道惟有“制度反奢”才是根治“最豪華辦公樓”的良方。但“制度反奢”在現階段尚無立竿見影的突破口。于是，退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逐步鏟除地方政府“公司化”土壤，于遏制“最豪華”之目標，當比一輪輪整治管用。

政府于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是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西方古典經濟學認為，政府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外部環境，通過法律保護人們的財產權利和市場秩序。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奇跡，展示了另一種“政府———市場關系”模式：政府既做市場裁判，又做市場內的運動員。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更熱衷于直接充當市場內的運動員。這種模式發展到極端，一些地方政府從一級政權機構難以避免地演變為“地方超級國有公司”。地方政府一旦被“公司化”，GDP就變成了營業額，“經營利潤”就取代稅收，成為財政收入的主項。發展經濟如此不計成本、不問長遠、不顧百姓感受，與中央倡導的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主張背道而馳。

地方政府“公司化”之后果，在各地競相修建“超豪華辦公樓”的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譬如，從鄭州市惠濟區“最豪華區政府”到宜州市“面積與豪華雙超的市政府”，其興建理由，均為期待借助政府大樓工程帶動整個新城區建設。若以更大的視野觀之，從1990年代前期個別地方政府賣掉鬧市舊樓，上市郊另蓋“新窩”，到1990年代末期，“經營城市”旗號的出現，地方政府“公司化”經營已呈普遍態勢，而超豪華的行政性樓堂館所，正屬其必然收獲的“經營業績”之一。

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開放早期和中期，對經濟發展曾起到了拉動作用。隨著市場逐漸發育，其對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負面作用日益積累、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它既解釋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部分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注釋著社會不和諧的部分成因，并逐步演變為諸如修建“超豪華辦公樓”之類難以治愈的“治理危機”。

東方早報 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