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認為，實現遷徙自由的核心問題不是完全放開戶籍限制，也不是要剝離這些依托于戶籍限制來實現的差別待遇，而是要令政府對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產品。當政府還難以對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時，驟然放開戶籍限制，將使大量人口在城市驟然聚集，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現象就是此類政策的產物

【背景】6月19日，公安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透露，按照國務院的要求，公安機關正在修改戶籍改革文件，以便報國務院審批。同時，公安部正在開展《戶口法》的立法調研。

近一月前，有媒體報道稱，“公安部修改的戶籍改革文件已報批國務院”，由此觸發了公眾的熱切關注和議論。而前日的新聞發布會顯然可看作對這一說法的公開回應和澄清。

據《財經》記者了解，對于現有戶籍制度進行深入改革，決策層雖然已經形成總體的思路和初步設想，但細節仍需推敲，大的調整亦有可能，因此，方案尚不成熟，且并未報國務院審批。此次不大不小的“風波”，恰反映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敏感性和輿論對推進改革的強烈訴求，也透露出此項改革本身的復雜性和進展的艱難。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家就提出取消農業、非農業的二元戶口結構，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實行居住地戶口登記制度的改革目標。有關部門為此成立了戶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組，并于1993年草擬出戶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后由于擔心操之過急觸發更深層社會矛盾，當時未能推出。此后，雖然對城鄉身份和自由遷徙的限制逐漸放寬，但戶籍制度改革未能取得“畢其功于一役”式的根本性突破，因此飽受詬病。

武和平指出，現行的戶籍制度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產物，在那個時期，起到了它應有的用。但是，改革是勢在必行的。公安機關對此事非常積極，目的是保證公民的遷徙自由，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勞動力資源的合理調配。但是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就在于，幾十年以來，戶口制度附著了很多公共政策，包括與社會保障權益相關的一些不能馬上解決的矛盾。比如，城鄉居民計劃生育的問題，公民的選舉權的問題，退伍安置的問題，還有土地承包的問題，還有包括農村集體收益分配的問題，另外還有城鄉實際存在著的教育、醫療、社保、就業、撫恤等多方面不盡相同的問題。

事實上，對于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各界基本達成了共識，但對于改革的節奏，卻始終存在不同的聲音。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戶籍制度首先需要逐步剝離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利益；另一種觀點認為，正是現有的戶籍制度本身阻礙了各項改革的深入，改革的切入點，正是戶籍制度本身。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看來，實現遷徙自由的核心問題不是完全放開戶籍限制，也不是要剝離這些依托于戶籍限制來實現的差別待遇，而是要令政府對公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產品。當不同身份或戶籍的人們能夠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例如獲得均等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戶籍的約束感自然就會消失。

他解釋說，當政府還難以對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產品時，驟然放開戶籍限制，將使大量人口在城市驟然聚集，這很可能為社會增添大量不穩定因素，形成難以消解的社會矛盾。他舉例說，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現象就是此類政策的產物。因此，他強調，戶籍制度改革應當循序漸進，穩妥進行，避免形成沖擊。

目前的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本身的影響很有限，不同戶籍地的人們完全可以自由流動到戶籍地以外的城市或地區生活。之所以認為其限制了人們的自由遷徙，關鍵在于眾多與戶籍關聯的制度，例如，教育、社會保障、就業等。目前，這些制度設計本身是按照農業戶口或者非農業戶口的區別來劃分待遇水平的，而不同地域之間經濟水平差距很大，不同地區各項制度對應的待遇不同，這也是通過戶籍的限制來實現的。由此，人們即便能夠遷徙，也享受不到同等待遇的自由。

張車偉指出，弱化戶籍制度的限制作用，還原戶籍制度身份登記功能的本來面目，這是今后改革的趨勢。據此，目前的戶籍制度尚有不小的改革空間。對于那些不具備居住地戶籍卻長期居住、同時擁有合法固定居所和穩定工作或收入的居民，應取消限制，讓他們能夠享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他認為，將對于居住地經濟有所貢獻作為享受當地福利的前提，這是一個合理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