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鄭筱萸案，鄭筱萸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一審被判死刑，而我們卻一直沒聽到關于行賄者被追究刑責的消息。原因何在？我覺得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現行法律對行賄罪的量刑明顯較輕，且對于單位行賄等行為缺乏有效的處罰規定，致使司法機關在認定犯罪行為與量刑方面面臨不少困難。其二，司法機關為便于打擊受賄犯罪，往往厚此薄彼，只要行賄人坦白就從寬，一般不做刑事追究。譬如鄭筱萸案，如果不是律師公布行賄者名單，誰會知道是誰把堂堂的藥監局局長拉下了“馬”？面對鄭筱萸案，筆者以為，僅僅處罰受賄者，而無視行賄者的罪行，或者僅僅公布受賄者名單，顯然不利于打擊行賄犯罪，甚至可以說是對行賄犯罪的一種縱容。

按照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行賄數額達1萬元以上的可以構成犯罪，受賄罪的起點為5000元。就鄭筱萸案來說，律師公布的8名行賄者中，行賄數額最小的也有11萬元，最多的達292.91萬元，是行賄罪起點數額的幾十倍、上百倍！然而，我們卻沒有聽到行賄者被追究刑責的消息，這顯然有違國家打擊行賄受賄犯罪的立法本意。

如果說，在查處鄭筱萸一案中，部分行賄者提供了相關證據，那么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行賄人在追訴前能主動交待行賄事宜的，應當減輕或免于刑事處罰。但是，這種“減輕或免于刑事處罰”，也應該根據行賄數額的大小來區別量刑，而不能無視行賄數額和其他情節，對所有行賄人一律從寬處理。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借鄭筱萸案之契機，修正刑法對行賄罪的處罰規定，可以并處罰金，加大對貪利型犯罪的懲處力度。

筆者以為，只有在法律上明確行賄罪和受賄罪的統一量刑標準，在執法過程中堅持從“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來對待行賄和受賄行為，杜絕“一手硬一手軟”的執法模式，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行賄受賄。如今，鄭筱萸案作為一起轟動全國的行賄受賄、瀆職犯罪案件，很有代表性，且律師公布了行賄人的名單。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不妨以此為契機，加大對行賄罪的懲治力度，必將對打擊行賄受賄起到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