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作為國家對公民財產的征收，事關全體公民的利益，因此，任何稅種增加或稅率提高，公民都應當有充分的知情權。而印花稅的上調之所以能說調就調、神秘兮兮，無非是它的征收與稅率上調都在政府掌握之下，不需要在人代會上由代表進行公開博弈，從而讓公民無從知情。因此，由此次印花稅的上調引發的稅收征收由誰來決定的問題，關系到建設法治和憲政國家，打造法治政府的問題，它的重要性遠勝于印花稅上調引發的股市短暫恐慌。

納稅問題，在西方向來是最重要的憲政問題，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防范政府權力的濫用，首先一點就必須使政府征稅的權力得到人民的同意，并約束在法律的限度內。1215年的英國國王與貴族簽訂的《大憲章》規定，除國家法律規定的賦稅外，“王國內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稅或捐助，除非得到本王國一致的同意”；“為了對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稅的額度進行討論并取得全國的同意，國王應發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長老、伯爵和大男爵等等開會，討論研究征款事宜?！庇馁F族正是從稅收問題上，開創了對王權的制約，啟動了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和憲政進程，捍衛了公民私產的尊嚴?，F代西方法治國家，規定稅收的權力都在議會，而且通常在民眾院（下議院）。沒有議會的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向國民征稅。

征稅問題之所以要由議會來決定，而不能由政府自行決定，甚至不能由議會授權政府決定，原因在于，公民納稅是公民購買政府公共服務的一種交易，這種交易是否公平，就不能由政府單方面說了算，而必須由民眾來決定，由民眾的代表在議會上反復進行博弈、協商和妥協下形成，如此才能體現民眾的自愿與意志。還有，政府天然具有膨脹的趨勢，也就天然具有多征稅的沖動，如果征稅不是由代表來決定，政府就可能無限制地征稅，從而使公民的財產隨時處于不穩定狀態，公民也就無從在這片土地安身立命。

在我國，1992年頒布、2001年第二次修訂的《稅收征收管理法》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即“稅收的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不過，這一法律仍然開了讓政府征稅的口子———“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蹦壳?，我國的稅收法律體系基本上是行政主導的法律體系，有80%以上的稅收法律是由國務院根據人大授權，以條例、暫行規定等行政法規的形式，或者由國務院授權給財政部、稅務總局等部委頒布的，經全國人大立法的只有《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收管理法》等四部法律。即便如此，在這80%以上的稅收法律中，有相當部分稅收行政法規、規章并沒有得到法律授權，而是由國務院和國家部委自行規定。以印花稅為例，這一稅種是1988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后于同年10月1日起恢復征收的。在《稅收征收管理法》頒布確立“稅收法定原則”后，理應由法律進行規定，或者由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未見到相關法律規定或者授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印花稅還是由政府部門自我授權進行征收。

稅收問題作為如此重要的法治、民生問題，至今仍然由政府主導而人民代表博弈不充分，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在征稅問題上，在公民財產保障的第一道關口上，如果政府部門征稅和提高稅率過于隨意，即使世界上最完備的《物權法》也將無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在此，反思稅法應該是改革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