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詩成/文

過半居民自認“中下層”是消極的，改變這種消極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部門在民生問題上自上而下的權力自覺。追求利益的能力與權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體感覺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今日中國，我們正處于一個發展的分水嶺，而越過這個“嶺”的關鍵，已經不能僅僅靠以往“加快發展”的老辦法了，必須敢于在體制改革上有大的進步。

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所做的一項《中國當前的發展和民生問題》報告顯示，中國經濟在進入超周期的高速增長后，居民并沒有因為自己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滿意度，相反的是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自己進入中下層。2006年中國約有53.6%的人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下層，這個數字比例分別比2003年上升了2.6、9.9個百分點。同時認為自己屬于社會上層、中上層、中層人數的比例則都分別下降。(《21世紀經濟報道》6月8日)

“只長骨頭不長肉”的發展悖論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來的。不同于改革初期經濟發展帶來的“普惠性”，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讓居民感受到社會狀況的改善———不僅低收入人群不滿意，中上層群體也開始不滿意了。比如，報告顯示，北京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處級干部，因為房貸、贍養老人、養育子女的壓力比較大，也會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

應該看到，作為一個處于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當我們從過去的“溫飽評價發展”進步到“幸福評價發展”的時候，出現這樣的“迷?！睉撜f是在所難免的。由于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封閉型評價，因此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本身沒有太大關系(資料顯示，同樣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自認為屬于社會中層的人數在50%以上)，而是跟基本的社會分配秩序、社會公平度有關。

一般認為，在住房、醫療、教育等民生問題上陷入困境，是當前居民普遍“感覺中下”的原因所在。有專家就指出，關鍵的問題可能還在于加快民生問題的解決過程，比如中國還沒有把就業、住房兩大保障問題的基本法律納入立法日程，說明還有很多工作未啟動。但是，希望寄托在把就業、住房等問題“納入立法日程”，實在是患了“法律依賴癥”?，F有的法律還少嗎？

過半居民自認“中下層”顯然是消極的因素。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消極，把希望寄托于立法，甚至寄托于政府部門在民生問題上自上向下的權力自覺，似乎都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本。在當下，追求利益的能力與權利的失衡，才是不同利益群體感覺自身乏力的根本原因。

一個很有啟發的證據就是：在調查哪些人受益最多的問卷中，10年來城鄉居民首次認為是國家干部這個群體，這與前幾年私營企業業主被認為受益最多的調查結論大不一樣?！鴩腋刹空乾F今在社會的各種分配中追求利益最大、權利運用最充分的群體。每一次改革，這個群體都會充分運用自己的博弈能力使其朝向最有利于他們自己的方向發展。

可見，社會博弈能力強，是保證社會受益的關鍵所在。相反，由于享受的權利遠遠不夠，多數居民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顯得毫無能力：工資被壓得很低無博弈能力、勞動權益受到侵害敢怒不敢言、孩子上學面對高收費沒有話語權、到了醫院被要求不斷掏錢只能逆來順受、水電氣各種生活用品說漲就漲只能無奈掏錢……中國大多數人在受益與支出方面自己是沒有多少發言權的，這與既得利益者(某些名人、富人、官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因為權利的匱乏，在因為生病或其他原因負擔加大的時候，就非常容易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這種危機造就的是生存的恐懼。

今日中國，我們正處于一個發展的分水嶺，而越過這個“嶺”的關鍵，已經不能僅僅靠以往“加快發展”的老辦法了，要想繼續積聚大家對于改革的共識，光靠GDP的增長與“重視民生”的呼吁甚至喊空話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了，必須敢于在體制改革上有大的進步。通過制度性的安排，令居民在民生問題上“人人可參與”“人人有能量”———有民主監督民生問題的力量，有表達利益、追求權益的力量，有向各種畸形的發展說“不”的力量。只有人人有了爭取權利的能力，社會才能有繼續向上發展的不竭動力，過半居民自認“中下層”才有可能轉變到過半居民自認“中上層”。

（來源：燕趙都市報 冀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