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個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道德上都只不過是起碼要求的《通知》，卻在市場上引起了一些質疑，有人甚至如此評論：“歷史上數次牛市都消亡于對‘違規資金’的清理運動中，難道這次管理層又將通過這種運動式的手段來打壓股市嗎？”

這種呼聲并非偶然，2007年初，當滬指逼近3000點時，管理層也是在短短兩星期內頻發強化監管的文件。此后，市場內外也是有很多聲音認為是管理層打壓股市的意圖才導致了“2·27暴跌”。同樣，2001年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后，上任首年頒布的法規條例超過50個。這在當時被無數憤怒甚至仇恨的聲音包圍，一些輿論認為正是她的“監管論”以及“賭場論”、“千點論”導致了中國股市從2001年的高點上崩潰。

問題是，強化市場監管，清查入市的違規資金，嚴打涉嫌坐莊的股票賬戶到底是牛市的朋友還是敵人？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再鮮明不過：強化監管正是牛市誕生的必不可少的奠基石。

追古思今，我們會發現中國股市從來不是監管太嚴之所。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也宣告了中國股市的誕生，但是，中國證監會的成立居然是將近兩年之后的1992年10月。在靠“評論員文章”行政調控股市數年后，直到1999年7月，中國才第一次擁有了《證券法》，但是有了法規之后，監管依然薄弱。此后，中國A股市場進入了一個由莊家哄抬起來的“大牛市”中，股民熟知各路莊家的名字，德隆系、中科系、成功系、明天系、托普系、科龍系……然而見慣了莊家操縱股價卻得不到任何處罰的結果后，小股東們非但不感到害怕，反而以“從莊跟莊、與莊共舞”為榮為幸。

今天，當眾多投資者分享著牛市的果實時，人們把成果歸功于“股權分置改革成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甚至于“流動性過?！?，但早報評論員卻認為，這個牛市功勞簿上絕少不了史美倫以及和她一樣為強化證券市場監管而努力的人們。若非有6年來的清理追討大股東占用資金、緝拿惡名昭著的莊家等舉動，可想而知當今的股市依然是惡莊滿天飛、財務報表嚴重摻水的環境。這樣即使流動性再過剩，又有誰敢把錢投資在這種朝不保夕、人人都準備隨時出逃的市場里呢？

今天中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水平依然很低，前不久的“杭簫鋼構”事件就暴露了證監會在徹查內幕交易時的緩慢與無力，最近剛剛啟動的“銀星能源”調查，也是在其連拉了18個漲停后才姍姍來遲的。5月24日公布了對天山股份原副總經理陳建良內幕交易處以罰款20萬元、5年市場禁入的決定，但這個內幕交易居然是發生在2004年的，可見監管的效率如何。

無論如何，中國證券市場的管理者開始查、開始管，而且是嚴格按照法律程序來作為，都是投資者之幸，我們更期待相關的法規能賦予監管者更多調查取證的權力。如此，在這輪牛市結束后，因為有良好的治理環境和宏觀經濟背景，我們也完全可以期待下輪牛市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