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凌志軍,新推《中國的新革命》
“現在這個社會雖然快餐化、娛樂化的東西盛行,但我堅信社會還是需要嚴肅的東西,我還是想把嚴肅的東西寫得好看?!?月4日下午,以《交鋒》、《變化》知名的人民日報社資深記者凌志軍坦言,剛剛由新華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的新革命》,是他“寫得最累的一本書”,“把技術寫成時政,以前也在做,但沒這次這么地道”。
2007年2月5日交完書稿后,凌志軍第二天就病倒了。在4月8日的新書發布會上,重病在身的凌志軍堅持聽完了所有與會者的發言。
凌志軍把中關村當作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從1998年開始接觸中關村,凌志軍寫了暢銷書《追隨智慧》和《聯想風云》,“那時我希望從公司內部來觀察時代的融匯演進?!?005年的一天,凌志軍在清華創業園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花500塊錢的月租租下其中的一個方格。
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樓上稍大的單間辦公室,進一步勝出的會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占據整整一層,“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氣,看到壓力和不確定性,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光寫英雄不寫“狗熊”會讓人誤解
中關村管委會和北京市海淀區的領導這次向凌志軍開放了兩個政府檔案室的全部有關資料。他在中關村為期8個月的調查,采訪了數以百計的相關人士。在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前會長紀世瀛的辦公室,凌志軍連續呆了一個禮拜,一字不落地復印了當年的工資表、會議紀要和聘書。
“中關村那么活躍的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作家把它的歷史從頭到尾敘述一遍”,全景式掃描中關村近30年發展歷程的難度激發了凌志軍的寫作欲望,為此他購買和閱讀了100多本介紹國內外IT業界的圖書。
凌志軍對中關村老中青三代創業者的勾勒從陳春先開始。1980年10月25日,時任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的陳春先因和所長管惟炎不和,自行創立了中關村和中國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如果說陳春先、萬潤南、王選、柳傳志、倪光南、段永基代表了中關村的第一個十年,王志東、楊元慶、王文京、劉迎建代表了中關村的第二個十年,那么現在就輪到丁健、嚴望佳、周云帆、張朝陽、馮軍、胡暉、劉昊原、鄧中翰、李彥宏他們了?!?005年8月5日,百度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李彥宏因為擁有公司22.9%的股權而身價超過9億美元。
“中關村失敗的比成功的多,光寫英雄不寫‘狗熊’會讓人誤解”,凌志軍的關注對象也包括“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考不上大學的年輕人、沒有固定職業的流浪者、不甘寂寞的小鎮居民”等“新中關村人”——海龍大廈董事長魯瑞清稱之為“螞蟻雄兵”:“他們單個是弱小的,但群體是強大的?!?
后來成為新東方學校校長的俞敏洪,就曾經在中關村附近“連出租車司機也不敢去的”六郎莊住過。徐忠良也是“螞蟻雄兵”中的一員。1998年,39歲的他來到中關村租了一個柜臺“像賣大白菜一樣”賣電子元件。后又偶然和清華大學一個計算機博士合作,參與一個網絡工程的施工。徐忠良以不收工錢為條件,向博士學習計算機知識和技術。
徐忠良趁著網絡熱潮大賺了一筆。2003年,他還清了來北京前在老家經營小五金廠倒閉而欠下的47萬元債務;2004年,他從城鄉結合部的8平方米小平房搬到了中關村附近一套80萬元的公寓;如今,他要升級換代賣芯片了。徐忠良的故事讓凌志軍意識到,中關村“具有魚龍混雜的特點,頂尖的技術人員和底層的簡單勞力,全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觀照這些或精英或草根的成功人士的同時,凌志軍也把目光對準了中關村歷史上曾經風云一時而今一蹶不振或湮沒無聞的人物,比如因涉嫌走私而遭審查的信通公司女老總金燕靜,一度與華為媲美但受外界干擾而失敗的華科公司負責人許瑞洪,還有輝煌難再的四通公司元老之一段永基……
Yes,we can!(是的,我們能!)
歷史進入第三個十年,中關村管委會熱情周到的服務促進了留學生回國創業。
“中關村管委會是我見過的最開明的政府”,凌志軍說。
2000年夏天,兼任中關村科技園管委會主任的一位北京市副市長,率隊赴美“看看硅谷”、“見見留學生”。這位副市長專程拜訪了退休后定居美國的臺灣新竹科技園區管理局第一任局長何宜慈。何宜慈如實相告: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新竹管理局局長時,他寫了個英文的匾牌“Yes,we can!(是的,我們能!)”放在辦公桌上最顯眼的地方,“任何一個從外面回來的留學生,如果走進新竹管理局,只要問一句,你能不能幫助我。我們就會全力以赴——無論什么,我們都能做到?!?
2000年6月22日,中關村留學人員創業服務總部成立,中關村硅谷聯絡處也于一周后在美國掛牌。留學人員創業服務總部負責人夏穎奇承諾,凡有留學生回國考察創業環境,他和同事都會去機場接機。一次,有兩個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因為首都機場天氣惡劣而被迫迫降在天津機場,夏穎奇和屬下初軍威愣是冒雨等了5個小時把客人等到,還冒著胃病和糖尿病把其中的一位送到清華大學的旅館安頓下來。
中關村在制度創新上的貢獻
國內有上海和深圳等城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競爭,國外有美國硅谷等的壓力,中關村的技術貢獻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相反,一些先進的商業模式和制度倒是較早或最早在中關村落地和發展。
“代理商——分銷商——零售商”是全球計算機產品銷售模式中通用的“商業鏈”。上世紀90年代初,中關村只有“批發”和“零售”兩種銷售方式,都是被動地坐在店里等待顧客上門?;萜展臼堑谝粋€把“分銷”概念傳遞給中國的外國公司,聯想藉此成為惠普公司全球銷售網絡的一部分,柳傳志的干將楊元慶舉一反三領悟到了代理制的要素。1992年4月,楊元慶找到了中關村一個叫“鷺島”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楊元慶銷售惠普公司的產品,讓“鷺島”分銷其攬下的“惠普繪圖儀”并以營業額的3%作為回報。楊元慶助手林楊參照惠普和聯想的分銷協議,為聯想和“鷺島”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被認為是“中關村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代理合同”。
如果說銷售環節的制度創新還顯得太小兒科,那投資和融資體制的創新足以令中關村驕傲。經濟學界傾向于把1998年3月確定為風險投資進入中國的起始。凌志軍考證了“中國第一筆風險投資到底給了誰”:在1996年7月至9月之間,搜狐的張朝陽利用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優勢,說服該校媒體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帝和愛德華·羅伯特教授給自己注入22.5萬美元的風險投資。而王志東則向羅伯森·斯蒂芬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要了650萬美元風險投資,這一談判過程相應地更長,從1995年持續到1997年9月才完成。
中國青年報 張彥武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