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行/文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區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個行政判決，撤銷郴州市交通巡邏警察支隊第五大隊的一個超速罰款決定。該案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是因為，在郴州至資興公路的不到25公里的路段上，設立了限速標志牌和雷達測速牌達40塊之多，其中限速每小時80公里的標志牌9塊、60公里的標志牌18塊、50公里的標志牌1塊、40公里的標志牌6塊、20公里的標志牌2塊。

看到這一組數據，可以想象那些曾經駕車行駛在這段公路上的司機們的遭遇，他們即使百倍小心，恐怕也難逃如此高密度、讓人防不勝防的罰款“陷阱”。

無疑，在公路上設置限速標準，是法律賦予交警部門的一種道路管理措施，其惟一目的，是保障道路安全暢通，維護交通參與人的人身、財產安全。

即使對違反交通標志、超速行駛的人依法予以處罰，也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目的。但法律如此“善良”的目的，為何卻在湖南郴州碰了一鼻子灰？

不難發現，當地交警部門及執法人員的做法已多處違法。比如，限速標志的設置不符合國家及湖南省的有關規定和技術標準；違反法定程序，在罰款過程中要求司機先交納罰款后走程序，剝奪司機的陳述申辯權利；違反法定的證據規則；濫用自由裁量權，罰款數額隨意性較大等。簡而言之，當地交警部門的超速罰款“陷阱”是這樣的，即以不符合規范標準設置的“限速標志”，在不遵循法定程序和證據規則的情況下，胡亂、隨意地對過往司機施以重罰。這種執法犯法、胡亂執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不僅侵害了被處罰司機的合法權益和正常道路通行權，還破壞了交警自身的執法形象，更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稀釋了人們對法律的信仰。

那么，接下來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在推進依法行政多年的今天，為何還會出現如此徹頭徹尾的違法執法行為呢？這里固然有當地交警部門法律意識淡薄，依法行政觀念不強的原因，但更為根本的，還是在這種亂罰款背后隱藏著某種灰色的“執法利益”——打著“維護交通秩序和安全”的幌子，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某種不正當的利益。而一旦執法與利益掛鉤，法律的客觀和公正勢必大打折扣。

另外，在如此亂罰款的背后，相關執法監督機制的失靈，也是重要原因。據報道，對湖南郴州交警部門在高等級公路上設置超速罰款“陷阱”的問題，有司機曾向郴州市人大反映過，郴州市人大也曾要求公安部門督促解決處理此事，但交警部門的一名交警對此表示：人大的東西見多了。

從這狂妄的話語中，不難看出有關監督制約機制的軟弱和無力，而失去了監督的權力，產生腐敗是必然的事情。

其實，近十幾年來，國家為治理亂罰款下的工夫不可謂不多，出臺的法律和制度也不少，但湖南郴州高等級公路上布滿超速罰款“陷阱”的案例無疑再一次警醒我們，“徒法不足以自行”，對法治而言，僅有好的法律和制度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權力與利益掛鉤，又缺乏有效的制約，必然會因夾雜著自身利益而走向偏私，成為損害百姓利益的行為。(作者系北京法律從業者)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