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耕身/文
“事物的相關性”常常是一種有效的觀察世界的方法。5月10日兩則都很令人關注的報道，便在此列。
先看中新社報道：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宛麗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論壇》上撰文指出，當代中國社會處于發育期的“新中產階層”正在遭遇“精英陷阱”：這一群體遭遇了來自“精英聯盟”的“權力排斥”，向上流動及發展的機會受阻。文章指出，這種“精英排斥”是利用行政賦權獲取社會資源而獨霸發展機會、獨吞利益結果的社會排斥現象。
顯然，所謂“精英聯盟”，實質是一種“權力聯盟”，它們何以能夠出現？
再看《檢察日報》的報道。在近日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活動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振川透露，2003年1月至今年3月，縣處級以上干部瀆職侵權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他指出，有的領導干部片面強調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甚至法外講情，為犯罪嫌疑人開脫責任，查辦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發現難、取證難、處理難、阻力大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權力聯盟”何以出現？王振川的報告就是一個相當及時的答案。這其實也就意味著，當法治無法真正對權力形成制約，那么公權力天然的擴張及尋租本性，必將形成某種利益共同體，進而形成社會階層的凝固化，在這種情形之下，“新中產階層”受阻于權力聯盟，已可謂是利益階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本能所至。
事實上，這種權力聯盟的排斥本能，已不只是“新中產階層”所遭遇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面臨的發展難題。去年2月16日《瞭望》周刊就曾刊文指出，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就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推出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也指出，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更為形象地指出中國社會存在的權力轉移與貧困世襲的不公現象。
必須從破除權力的利益聯盟開始，賦予公民包括自由流動與發展在內的更為完整的權利。必須從更為完善、有力的法治開始，尋求對于權力聯盟的破解之道。正在啟動的為期一個多月的全國檢察機關反瀆職侵權活動，無疑是一個鮮明的信號。
（來源：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