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稅總局官員的說法，財政收入的95%以上來自稅收。國稅總局核算的數據表明，中國的宏觀稅負不超過20%。換句話說，政府財政蛋糕做大了，百姓負擔并不因此增加。這也可說是一種幸運。

不過，另外一組數據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恐怕未必那么樂觀。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說，2005年，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大約有4000億元，相當于財政收入的15%。而根據國稅總局的數據，當年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為97.5%，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收入大約只有760多億元。

這表明，在行政事業性收費中，至少也有3000多億元是不在財政收入中體現的。而行政事業性收費不過是政府非稅收入的一部分。根據中央財經大學公共與管理學院院長馬海濤的估算，2006年，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各種政府性基金和罰沒收入等在內，全國非稅收入至少也有2萬億元。算上這筆賬，很多事情恐怕就得重新評估。

首先是負擔。如果按稅收收入算，中國宏觀稅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20%的水平，如果加上2萬億的非稅收入呢？保守計算，百姓負擔恐怕接近2000年以后工業國家平均30%的水平。而且，這些年工業國家多以減稅作為稅政的主旋律。

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收入中的絕大部分不在財政收入中體現，不受預算約束。那么，各級政府部門如何使用這筆巨額資金，這些相當于一半財政收入的資金，有多少用在了公共服務和民生問題上？

還要探究的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清理各種收費就屬于常抓不懈的工程。中央政府曾連續七年大規模清費治亂，但是時至今日，非稅收入規模擴大的速度已遠超稅收增速。根據財政部調研數據，2004年政府非稅收入超過1萬億元，如果這和馬海濤院長的估算都基本準確的話，意味著非稅收入在兩年間就翻了一番。果真如此，也可以說中國企業和百姓的費負翻了一番。

可以判斷，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以及各種名目的非稅收入已迫在眉睫。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技術性的改革，比如實行收支兩條線，將非稅收入納入預算管理等。

我們認為，清理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核心在于簡政削權。同樣可以斷定，這種清理必然導致各級握有收費權的行政部門的反彈。維護自身存在以及既得利益的合法合理性，也是各級行政部門的本能反應。

要點在于，很多收費項目，從程序來講完全是合法合規的。因為很多法律法規即出自這些行政部門，官員們通過立法手段早已為亂收費找到堂皇的外衣。因此，裁撤機構和冗員的同時，也應該削減政府機關的不當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