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上講，老年人是成年人，有著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能夠自由地處分自己的財產；從現實上講，很多老人臨終時或者神志衰弱，或者過于情緒化，從而偏離了理性的軌道，其自由的決斷未必就是理性自主的決斷。因此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在生活和法律上是需要幫助的，他們的重大決定需要在外界的幫助下作出，這樣才能使得老年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呵護。在國外，這樣的老年人監護，在法律上往往稱之為“老年保佐”，筆者認為，我國在老年化社會到來之際，老年人財產爭端頻現的情況下，也應該借鑒國外的老年保佐，建立老年監護制度。

老年監護，并不是讓其他人接管老年人的財產，置于他治之下，而是通過其他人幫助老年人充分實現自治權。比如在法國、瑞士、秘魯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制度下就設立了家庭會議的模式，來幫助老人作出決定。另外，一些國家為了防止家庭會議的形式有可能阻礙老人的獨立判斷，則設立了公益性質的社團機構來照顧與幫助老人。如在德國，國家鼓勵設立“照護協會”這樣的慈善性機構，奧地利也鼓勵設立“代辦人團體”。同時，現代監護制度還要求，與被監護人的利益有重大關系的行為，如重大財產的處置，通常需要得到監護法院的認可，使得老人免于欺騙、威脅等不正當的影響。

但是很遺憾，我國的民事監護制度仍然依據的是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則》，其實已經遠遠不適應當前市場經濟下人們財產日益多樣化、老年化問題嚴重時代的現實需要。眾多案件顯示我們需要改革民事監護制度，在監護方式上需要創新，如設立監護法庭，引導社會成立公益性的保佐機構，并著力解決監護費用問題，確保保姆等監護人、雇用人員不得侵害被監護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