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崔英杰不該被判死刑，但是同樣的，李志強也不該失去性命。我不知他當日的執法是否有不當或者粗暴之處，但是即使有過錯，也不必以生命為代價。于是一個問題出現了，到底是誰“謀殺”了李志強?

很多專家在說，崔英杰案與孫志剛案有相同的意義，或許將推動城管制度的改革。但是，細品李志強案，會有許多不同的味道。這兩起案件的相同點在于，錯誤的制度安排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但是不同點在于，孫志剛案中善惡分明。兩個主角孫志剛和喬燕琴（打死孫志剛的主謀），前者為善后者為惡。但是，在李志強一案中，死者與被告兩者都有值得同情之處。在孫志剛一案中，事情的發生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主犯喬燕琴本人性格的扭曲與殘暴，實際孫志剛案的發生帶有一定偶然性。因為人們后來在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的種種弊病時，都談到它為有關部門經濟“尋租”提供了便利。經濟驅動也是收容遣送制度最后異化的根本動因。但是請注意，具體到孫志剛案中，喬燕琴本人并不是經濟上的獲利者，細讀當時報道可知，他帶人打死孫志剛僅僅因為孫“不聽話”。所以孫志剛案的出現實際和主犯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系。有專家說，像孫志剛這樣的事件出現是早晚的事，我看未必。

但是，李志強案確是一個典型。在我居住的地方，也是北京有名的繁華地區。每天鉆出地鐵口，都會看見許多像崔英杰一樣的小販。每當有人大喊“城管來了”，小販們也趕忙收拾東西離開。但是久了我就發現，這些小販在收拾東西時從容不迫，全沒有“如喪家之犬慌忙逃竄丟盔卸甲”的感覺，有次有個小販一邊收拾東西還在一邊和剛買了東西的人說話。而那些城管隊員，看上去比我還年輕，相信他們的百米速度應該在我之上，卻也不緊不慢的緩步“追上來”。我很快明白了，在這樣一個繁華地帶，如果說城管隊員不知這里有小販常年出沒，那是騙人，每天在地鐵口人來人往那么多人，只要知道這個地鐵口的人就知道這里可以買到些小商品、小食物。只是因為城管也明白，抓小販是永遠也抓不完的。就好比那個寓言中獵狗說的一樣，獵狗解釋自己為什么抓不住兔子時說：“我為的是一頓早餐，他為的是自己的性命?！痹谶@里，小販們雖然跑得不快，但是城管們明白，“威武不能屈”，不是幾次處罰就能讓小販們不再來的——因為，自己只是執行一次任務，那卻是他們的生計所在。

法不責眾！這是古話，也是立法者的警世恒言，法律并非萬能。只是立法者是否想到了這一點？據說城管的執法權來自《行政處罰法》第16條，我常常想，如果李志強那天不那么認認真真執法的話，是否可以避免丟掉性命？所以，李志強的悲劇性不僅僅在于這是一條過早消逝的生命，不僅僅在于他拋下了年齡還小的女兒去獨自面對未來的人生，還在于這個法律的遵從者，卻最終死于“法律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