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么能照顧窮人

社會政策必須以一定的社會條件為前提。美國對窮人的照顧能夠實現，是因為美國社會已經具備了相應的社會條件。

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可能是全世界最活躍、最發達的。美國總共三億人口，各類非營利組織就有160萬個，平均不足兩百人就有一個。其所支配的國民財富，更是天文數字——— 年度總費用占美國GDP的9%，幾與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持平。

美國非營利組織的功能多種多樣，救助窮人及其他弱勢群體，則是其主要功能。我在紐約逗留期間，移民美國多年的朋友C君來看我，比約定時間晚了好幾個鐘頭。見面時他很抱歉地解釋說，他是從一個很遠很遠的社區趕過來的。因為他參加了一個志愿者組織，每周都要去那個社區免費講課。他的專業本來是IT，但他真正的愛好卻只是公益。他同時在好幾個NGO兼職，當職業跟愛好的沖突終于無法回避時，他不惜辭去了在微軟公司的工作。

像C君這樣的公益愛好者，在美國很普遍。政府為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提供的公共服務，主要針對一般需求，是基礎性的、平均化的公共服務。對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特殊需求，政府往往難以滿足。非政府組織的長處，則在于為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特殊需求提供精確的個性化服務。C君參與的志愿者組織，服務對象就主要是移民美國不久的窮孩子。他們的使命，就是教那些窮孩子學英語，并引導他們了解美國社會各方面的情況。

針對老人的志愿者組織，在美國也是五花八門。譬如“輪子上的飯菜”，主要任務是騎著自行車給獨居老人送飯。服務于盲人和其他殘疾人的、服務于囚犯子女的、服務于失業者的、服務于無家可歸者的特定的志愿者組織，亦層出不窮?？偟囊幝墒?，但凡窮人和其他弱勢群體有什么新的需求，很快就會自發產生一個相應的民間組織，為之提供定向服務。

志愿者組織之如火如荼，顯然基于美國強大的自治傳統。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這樣寫道：“美國人不論年齡多大，不論處于什么地位，不論志趣是什么，無不時時在組織社團?！备鱾€權利主體之間的自由結合，在美國人從來都是天經地義。只要不存在暴動的危險和其他有組織犯罪的危險，任何人建立任何名目的組織，都是不容干涉的。惟其如此，美國民間社會才能對窮人及其他弱勢群體新的需求一直保持敏感，總是能以組織的形式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

照顧窮人的一個重要社會條件，在我看來就是博愛。即便在最嚴格的市場秩序規范下產生的財富分化，也并非天然合理。再嚴格的規范也不可能絕對公平，自由競爭的勝出者不能把勝出的功勞完全歸于一己，而應懷著謙卑之心，懷著對社會、對天地萬物的感恩之心，回饋社會，與社會尤其與弱勢群體分享財富。窮人必須受到照顧，這早已是發達國家的共識。對弱者物質保障上的疏漏，精神上的歧視，對他們都意味著最大的政治不正確，誰敢在這個問題上挑戰，誰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正是以這樣的共識為基礎，生長出發達國家一整套的慈善文化、公益文化。這點上美國沒有獨特性。美國的獨特性，在于高度發達的第三部門保障了公民社會對慈善事業、公益事業的主導權。即便是公共服務，社會能提供的也盡可能讓社會來提供，能不讓政府做的也盡可能不讓政府做。也就是說，不僅市場不容政府插手，即便在屬于政府天職的公共服務領域，公民也有不選擇政府的自由，政府的權力同樣是有邊界的，這可以說是美國慈善文化、公益文化最大的特色。

私產保護、市場經濟和現代政體是公平正義的三大支柱

美國對窮人的照顧當然談不上盡善盡美，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開篇所述，無家可歸者的問題，非法移民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美國就一直想不出辦法解決。

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形形色色，有的因為貧困，有的無關貧困。我在白宮前面的拉法耶特公園見到一頂小帳篷，帳篷主人康賽普珊·皮喬托就是一個無家可歸者。因為不滿美國核武政策，她在這里駐扎了整整26年，抗議了整整26年，從不曾主動離開過哪怕是一天。

移民問題最是復雜。20年來，美國政府想了很多辦法阻止非法移民，但基本上歸于無效。為什么？主要就因為美國社會有對非法移民的強大需求。美國的建筑公司、肉聯廠等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大量勞工來自非法移民。美國人工很貴，最新通過的最低工資每小時達7.25美元，而非法移民的工資要求較低，其間的落差，就成了不良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如何對待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國社會爭論不休的問題。放任嗎？非法移民確實帶來困擾；打擊嗎？非法移民又確實給了美國甜頭。美國政府就在這樣的兩難中一直猶疑著，欲擒又縱，欲縱又擒。不良企業就在這樣的猶疑中不斷飽餐著非法勞工的人權紅利。

這就是說，美國對窮人的照顧，其實也有死角。至少，生活在美國的非國籍人群與公共福利基本絕緣。但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美國公共福利對于本國窮人的有效保障，在國民范圍內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義，則是應該肯定的。而一些人認為，只要私人產權制度不從根本上改變，只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國民財富的共有共享、社會的公平正義就都無從談起，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這個判斷在當代已經難于成立。

國民財富的分配大致有三個層次，第一次分配主要是求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才主要求公正。既然如此，就不應該追求、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畢其功于一役，而在第一次分配時就既實現效率，更實現國民財富的共有共享。生產主要追求效率，資本主義在它問世的最初一百年中，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人類歷史上的財富總和，奧妙何在？就在于它顛覆了封建時代那種虛擬的共同體，實行了私人產權制度。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嚴格的私人產權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個人活力，提升整個國家的效率和創新能力。要把蛋糕做大，除了實行嚴格的私人產權制度，以及與之對應的市場經濟體制，別無他路可尋。如果無視這一點，而把共有共享的任務強加給第一次分配，必然遭到自然法則的報復，結果既失效率，又無公正。

公正是值得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但公正不能從生產的源頭求得，生產的源頭只能服從于效率。公正只能從生產的結果中求得，即從已經創造出來的國民財富總量中求得，從財富的轉移中求得。以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體制充分保證生產源頭的效率，保障國民財富的充分涌流；以自由民主擴大和規范第二、第三次分配，以保證國民財富適度的共有共享，實現社會公正，這樣就可以使效率與公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會就能既保持繁榮，也不乏和諧。這是美國經驗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數以萬億計的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年度總支出，以及幾乎與此等量的美國非營利組織年度總支出，不都是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體制創造的財富嗎？但得益于完善的監督體制，這些巨量的財富最終并不是私人占有，而最終轉化為社會所有，用于公益事業尤其用來照顧窮人及其他弱勢群體。僅此兩項支出相加，如果取最大基數即以美國總人口為基數，美國年人均公共支出也遠在5000美元以上。照美國年人均收入3萬美元計算，可以說美國國民財富的至少16％已經實現了共有共享。

總之，私產保護和市場經濟，以及現代政體，是分配公正的必要前提，也是走向社會和諧的制度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