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3日俄羅斯總統新聞局發布通報，前總統葉利欽當天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6歲。各國政要紛紛表示哀悼。普京宣布4月25日為俄羅斯全國哀悼日，并稱葉利欽為一個“率直而勇敢的民族領袖”，敢于為自己的追求承擔全部責任，在葉的倡議下，俄羅斯通過了新憲法，從此俄羅斯“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一時間人們又想起了這個曾經叱咤風云后又淡出視野的俄羅斯政治明星。

鮑里斯·葉利欽曾經是俄國政壇上的“改革明星”。他1988年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被逐出政治局，1989年當選為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蘇共28大上退出蘇聯共產黨。從1991年8·19事變后他實際主宰俄羅斯政局、同年年底蘇聯解體最終結束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而開創了葉利欽時代。他曾經輝煌過，但更多的卻是坎坷，無論是好是壞，他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任后人評說；無論是褒是貶，他無疑是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紀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1999年12月31日他以一個漂亮轉身完美謝幕，宣布提前卸去總統職務，打破了人們對他“嗜權如命”的評價，任命普京為代總統，結束了“葉利欽時代”。

新游戲規則的建立者

葉利欽結束了蘇聯帝國，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功，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來的歷史會做出判斷。

無疑，從體制轉軌的角度看，長期以來很多人對葉利欽時代批評頗多，認為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軌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沒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過渡。在經濟方面，葉利欽時代不僅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形成對比，也比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情況更糟糕。這些國家在一段“陣痛”之后多已恢復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提到不僅俄國的經濟總量上不去，俄國的經濟體制更新也遠未到位：“私有化”進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產權、改變軟預算約束狀況、產生創業激勵；貨幣主義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貨膨脹與現實預算平衡；農業中并未出現家庭農場制度的興盛，而仍然是衰敗中的“翻牌集體農莊”居優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金融、社會保障體系也未能建立，國家收不上稅，但仍然要維持舊體制下由國家包下來的那套 “保障”體制，不出財政危機那才怪了；在他任期的8年，俄國并沒有形成像樣的民間資產階級與自由雇傭勞動者階級，更談不上中產階層的發達，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于有權勢者致富無權勢者貧困的狀態。在政治方面，轉軌的成就應當說比經濟好些，然而也還談不上完成，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宮表明俄國人還遠未學會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其后的新憲法體現的總統集權也有違于民主制下的權力制衡原則。然而由于規則不健全，機構無效率，事務官的專業素質比政務官的民主素質更差，加上地方“諸侯化”的影響，使俄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權的弱政府”畸形狀況，這與現代法治民主國家實現的是“權力制衡的強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政黨政治的發展水平也很低，這與中東歐各國大都已從眾黨林立的初期階段發展出成熟的兩黨（或數黨）理性競爭的體制相比，差距甚大。顯然，俄羅斯轉軌即使在政治方面，也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除了經濟、社會、政治以外，在民族關系上俄羅斯至今沒有找到一條實現“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國”的路，在國際關系上至今無法給自己在冷戰后的世界明確定位，在軍事上也沒有定下新的戰略思想與軍事體制?？傊?，可以說葉利欽“破舊”有方而“立新”無術。

當然，說“立新”無術并不等于完全沒有“立新”，否則在舊秩序不復存在時又完全沒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亂了。俄羅斯當然不是這種情況。葉利欽離任時為他的后繼者已經初步奠定了憲政基礎，市場經濟結構和雛形公民社會。這種局面，要說葉利欽“只破不立”是不對的，他在“立新”方面不如“破舊”，但畢竟還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羅斯沒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與有效的權力制衡，但畢竟已經有了公認的議會與總統選舉，有了強大而合法的反對派，有了“可以反對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而反對只準擁護的政府”這樣一種社會心理。俄羅斯憲法賦予葉利欽的權力雖然在民主國家看來幾乎相當于“新沙皇”，但這畢竟是在與反對派競選中產生的“民選沙皇”。在他統治下，民選議會固然沒有多大權力，但絕非橡皮圖章。它成己之事則不足，敗葉之事則有余。8年來葉利欽的意圖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幾：從憲法法院的裁決、“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獲自由并重返政治舞臺、總理提名的被否定、“官辦兩黨制”的失敗直到他無法選擇繼承人。葉利欽時代俄國政治上最受抨擊的莫過于炮打白宮與政治暗殺。但這兩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俄國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時代，蘇聯時期豈能有抗命的蘇維埃和非暗殺不足以制服的政敵出現？有人說葉利欽嗜權如命，尤其是在他1996年連任以后行為乖張，走馬燈似的更換政府，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的延續性，但是他最終邁出了“克里姆林宮主人”光環的關鍵一步，在千禧新年前夕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提前辭職。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總統在大選剛剛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結果時自愿下臺，不僅結束了人們關于他是否會老馬戀棧的猜測，而且增加了他選中的接班人普京繼任的可能，并且不以“太上皇”名義暗中操縱政局，為自己為之奮斗過的事業乃至自家的善后達成了現有條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舉可以說是他在民主游戲規則下取得的最后一次、但決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為他的八年任期畫上了一個難得的句號。正如俄羅斯《消息報》所評論的，葉利欽“使這個難以控制而且失衡的國家機器順利運轉。他制定了游戲規則，并想方設法遵守這些規則”。俄羅斯《時代晨報》認為，葉利欽以其實際行動證明，“為了實現這些基本原則，他最后以犧牲比他生命還要重要的權力”來保證規則的延續。

克服“帝國后遺癥”

1991年6月葉利欽在全民大選中當選為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他面臨的最大難題是要努力消除 “帝國后遺癥”。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從未能避免這種悖論：一方面消除混亂是維持帝國、實行強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強力本身不但只能掩蓋而不能消除致亂因素，以至于沒有一個帝國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亂，恢復舊帝國也往往是永無可能。于是“帝國后遺癥”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于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舊式強力更嚴酷的強力控制。第二種結局是帝國解體后的混亂發展為內戰，而內戰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絕大多數不外乎兩種可能：或者內戰中的勝者建立新的鐵腕控制，其最終結果與前述第一種結局一樣，只是經過內戰代價更大罷了。第三種結局是外部輸入民主與法治的新秩序，從而擺脫“專制的穩定”與“混亂的民主”之循環，最典型的莫過于德、日二戰后在被占領狀態下的民主化，但這種狀況要蒙受被占領的恥辱，除非出現非常條件（戰?。┦请y以讓人接受的。

對于 “帝國后遺癥”有幾點需指出：第一，強力控制帝國的后遺癥并不是某種“主義”所特有的，無論“左”的還是“右”的強力控制由于過分地壟斷社會組織資源，都可能導致社會缺乏替代組織能力，從而造成強力消失后的無序，出現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俄羅斯的“亂”被一些人指責為放棄了某種主義的結果，而另一些人則反過來認為某種“主義”要為如今的“亂”負責。其實，蘇聯帝國解體后產生的這些現象，與蘇哈托專制崩潰后印尼的混亂、1917年沙俄崩潰、1911年清帝國垮臺后的混亂十分類似。它與帝國的意識形態無關。同時，亂中出現的新鐵腕也非某種主義所特有，德國“魏瑪共和”之后出現極右的納粹專制，俄國“二月民主”之后出現左派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體制產生于左翼——— 社會黨，而匈牙利的霍爾蒂體制產生于右翼——— 箭十字黨，但結束“混亂民主”，建立比舊體制更嚴酷的強權則是其共同點。

第二，這種后遺癥也非某種 “文化”所獨有的。儒教的中國、東正教的俄國、天主教的匈牙利與新教的德國都出現過這種現象，而且不但像中、俄這樣專制帝國歷史悠久的國家出現過，經歷過啟蒙運動深度洗禮并久已實行立憲制度的德國出現過，甚至在中世紀就長期具有“貴族民主”、“自由選王”等非專制傳統的波蘭也出現過薩納齊專制這樣的現象。當然，傳統可能使人更能適應某種體制，但造成帝國后遺癥的一些基本因果關系 （組織資源壟斷與無序狀態的互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預并非這種后遺癥的基本原因。有些國家如后蒙博托時代的剛果（金）、后殖民時代的安哥拉出現亂世，固然與外因有關，但大多數國家，如西亞德之后的索馬里、門格斯圖之后的埃塞俄比亞、蘇軍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亂因素都主要是內因。在有些場合外來干預反有助于穩定，如國際社會的監督對南非過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無論外因是促進穩定還是生亂，都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第四，“后遺癥”中今不如昔的議論與事實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幾乎沒有。我國民初混亂時代今不如昔的怨聲不絕，但幾乎無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凱稱帝與溥儀的復辟都被唾棄。1917年以后的俄國、1918年以后的德國等等也莫不如此?；靵y中產生新強權、更嚴厲的強權是很可能的，但恢復舊式強權則罕有其例。

從應付“帝國后遺癥”的角度看，應當說葉利欽是成功的。作為一個歷史積怨至深的各族之國，俄羅斯人又只占前蘇人口不到一半，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危機之積累也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的八年中能使俄國基本保持穩定，蘇聯和平解體、俄羅斯境內除車臣等邊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俄國既沒有由混亂發生內戰，也沒有導致人們因厭亂而走向極端，盡管當時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指出俄國的“魏瑪化”危險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轍之可能，但在葉利欽執政晚期俄國反而出現了日益“中派”化的趨勢：1998年以來各方的民意調查顯示左右兩翼 （俄共與葉利欽身邊一群人所代表的寡頭自由派）影響下降，極左極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義者”與日里諾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傾向）更不成氣候，而中左翼和中右翼則地位上升，這在世界歷史上帝國后遺癥事例中是極少見的，而對于傳統上向來好走極端、中派從未成事的俄羅斯來說就近乎奇跡了，尤其在1998年出現金融危機、葉利欽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態、社會不滿加劇的情況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無疑，在社會心態“中派化”的情況下出現“左”或“右”的新鐵腕、重演魏瑪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劇性結局的可能性極小。

俄羅斯沒有亂出內戰，沒有亂出極端化，當然更沒有落到請外國人來“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轉軌比擬為從此岸駛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葉利欽這個掌舵人使船駛離了此岸，但沒有到達彼岸。然而這艘船也沒有掉頭而返，更沒有在風浪中傾覆，而且還在冒著風浪向彼岸行駛。

有人說，斯大林時代對反對派是從肉體上消滅（外加誅連九族），赫魯曉夫則是從政治上批臭 （如對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的組織處理（如對謝列平等），戈爾巴喬夫時代則能將其排擠出官方體制，卻不能阻止其在體制外發展（如對葉利欽），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個領導人是不能只憑自己的好惡任意把誰排擠出官場的。在這一點上，葉利欽并沒有比戈爾巴喬夫更前進多少，但他也沒有后退多少。他與戈氏一樣可以把異議者趕出官場，卻不能阻止其通過體制外途徑再“回來”。平心而論，今日俄羅斯的民主與自由已不是有無的問題，而只是多少的問題。這樣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爾巴喬夫奠定的，葉利欽不是“俄羅斯民主”的創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國后遺癥”的事例告訴我們，這個守成也決非易事。

走出“魏瑪化”陰影

俄羅斯的經濟轉型比政治轉型更困難，這不僅與中國比，而且與中東歐諸國比也如此。因此葉利欽政權在經濟問題上比政治問題上更被動，也不全是他的“錯誤”造成的。首先，雖然東歐、俄羅斯、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時都處在不發達狀態，都有“命令經濟”傳統，但是這里還有“歐亞之別”。主要的區別在于蘇東的近代化程度相對較高，受工業文明影響較早，科學主義、理性計劃的成分因而要比中國改革前的經濟大得多。與蘇聯東歐相比，改革前中國搞的實際上是 “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這兩種經濟類型的理論差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過去人們經常談到的“馬鋼憲法”模式和“鞍鋼憲法”模式。蘇聯的馬鋼憲法強調一廠制、科層化管理、專家治廠，強調經濟核算與計劃平衡；鞍鋼憲法則強調群眾運動、大轟大嗡、政治掛帥、黨委領導、政工治廠、階級斗爭等。應該說這兩種經濟類型在蘇東和中國都有，但相比較而言，中國、越南等國“命令經濟”的成分要多得多，蘇東“科學計劃”的成分要多一些。兩種經濟在改革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地講“命令經濟”的改進比較簡單。它可以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放棄命令走向市場，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就能較易地實現過渡。二是放棄浪漫的命令、長官意志，按科學規律辦事，改善計劃，運用最優化數理模型以計劃科學化、理性化的方式進行改革。對命令經濟成分較多的國家來說，它無論走哪條路付出的代價都比較小。因為原有的“計劃”本來就不科學、不完善，在計劃改進方面大有余地可發揮；而要走向市場呢，只要放棄了瞎指揮、放棄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搞經濟，給市場一個良性生長的環境就行了?？蓪τ谟媱澖洕煞州^多的國家來說，問題就復雜得多。對它的改革存在著一個悖論，它在科學計劃上越走得遠，要回到市場就越困難。因為什么都計算到如此精確的地步，環環相扣、分工細密、有機聯系，只要計劃一中斷，整個系統就會崩潰，生產就會完全紊亂。這兩種經濟在改革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國企比重要比蘇聯的小得多，但其改革一直是經濟轉型中的老大難問題，而俄羅斯有95%的工人在國企工作，其難度可想而知，正如匈牙利經濟學家巴薩所說，由于改革前的背景條件的不同，東歐的轉軌成為 “一次痛苦的長征”，中國的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游”。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要搞改革，就面臨和中國不同的問題，甚至東歐和俄羅斯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前蘇聯不但是全聯盟范圍計劃經濟的核心，還是經互會體制下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大計劃”的中樞。它的計劃是兩重計劃的建構，這兩重中任何一重的解體都會導致大量分工協作鏈條的斷裂，都會導致許多經濟過程的中斷。從這一點說，俄羅斯面臨的問題要比中國、東歐更復雜。

再從體制上看，俄國并未建成有積累激勵的產權制度與規范競爭的市場體系，但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還是建立了的。實際上，俄國的經濟問題有相當成分是因政治不穩定所造成，并非單純的經濟體制問題，尤其在葉利欽時代的始末兩端、即炮打白宮前的府院對峙時期與切爾諾梅爾金下臺后的政府走馬燈時期，經濟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

如今人們在評論俄國經濟時幾乎眾口一詞地批評“休克療法”與“激進改革”，其實俄國經濟問題遠比“激進”“漸進”這對范疇所能解釋的復雜得多。但如果把問題簡化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的話，那么這種干預也有權利與義務兩個方面。俄羅斯過渡時期國家“放權”中產生的問題能否簡單地說成是過于“激進”，本身已可懷疑，而在國家義務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過于激進、而是過于緩慢。8年來，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長期滯后于其他經濟改革，國家包下來的福利負擔并沒有減輕多少（從這點上看，葉利欽時代俄國其實還是相當“社會主義”的，至少此種成分不比普京時代弱），而國家可動員的資源卻嚴重地萎縮 （在這一點上，俄國又比許多西方國家更“自由主義”）。因此造成嚴重的財政—金融陷阱。而財政—金融危機正是俄國經濟中的核心問題。然而，俄國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稅，國家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難以改革，歸根結底也還是政治條件決定的，可以說，俄國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連環套，它處在一種互動關系當中。但是從葉利欽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依憲交權，使權力過渡能按憲法程序完成，為普京時代俄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好轉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最終跳出了權力誘惑的輪回，徹底擺脫了“魏瑪化”的陰影。

“病夫治國”：葉利欽激流勇退

1998年3月葉利欽突然解散了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由此開始了葉利欽時代的第四個階段——— “走馬燈式的更換政府”。而前三個階段則分別體現為：一，葉利欽作為“民主拯救者”，其權力和聲譽都到達巔峰的時期。這一時間從1991年8·19政變到1992年總理蓋達爾辭職，在此期間葉利欽曾大力推行經濟上的“休克療法”；二，從“兩宮對峙”到炮打白宮時期。這一階段，“休克療法”被剎車，議會勢力上升，最終以葉利欽1993年10月炮打白宮（議會駐地），驅散議會，通過新憲法實行總統集權而告終；三，“寡頭化”時期。白宮事件后，葉利欽成為“民選沙皇”。但是經過此前的挫折、動蕩、決斗，葉利欽在實現了“新權威主義”下相對穩定的政局后，也從“改革斗士”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而民主不足的情況和葉利欽對此前始終支持他的民主派的日漸疏遠，使脫胎于蘇聯時期的權貴階層順利變身，從集權制下的國家壟斷轉而成為新經濟條件下的“寡頭”壟斷，寡頭們取代民主派成為葉政權的新的支柱。

在進入“走馬燈式的更換政府”為特點的第四個階段后，葉利欽似乎已經完全亂了章法?；镅涌普温殐H5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爾金復出受阻，葉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8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更短至2個多月，又換了普京。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不顧政績標準：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職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機”，但嚴格地講主要責任也不在他。葉利欽用人此時似乎也沒了價值標準：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如前所說，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偠灾?，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已既不講政績也不講“主義”，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的考慮。因此很自然，這時的葉利欽幾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評，包括原來擁護他的寡頭派。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階段中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 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國有資產也被寡頭們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而且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于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后葉利欽時代”盡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本來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末期已開始回升的經濟，在進入“走馬燈時代”后又趨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導致社會短期行為，尤其是資本的短期行為。而資本的短期行為則是金融危機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機雖然有其深層、宏觀的原因（無投資激勵機制經濟不能真正穩定、國際油價下跌致使俄國家財政狀況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俄金融系統的體制性問題等），但人們的心理預期惡化造成抽逃、擠兌無疑是危機的導火索。而形成這樣的心理預期，葉利欽末期的唐突舉措是要負至少一部分責任的。

8月危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及其轉軌過程，也使葉利欽的聲望進一步掉到谷底，而這又反過來使葉利欽身邊的“圈子”更擔心“后葉利欽時代”的局面，從而使葉利欽的行為更加短期化，如此惡性循環，終于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于終結。當8月底危機來臨時，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筑的崩潰”，此后幾年中俄國將發生大亂，人們只能討論“民族與國家的簡單生存問題”了。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的確，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不知所為，與過去歷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實際上，葉利欽這時已不再是個“新權威”了。

然而俄國并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相反，葉此后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進行得十分溫和，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危機后“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社會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葉時代平穩過渡?？傊?，在葉利欽這個 “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在專制與極端傳統深厚的俄羅斯，葉利欽能依憲政程序離任已屬不易，而在最不利條件下仍能平穩離任就更近乎奇跡了。這表明俄國人在葉利欽時代雖然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的確成熟了。他們很有希望走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葉利欽時代盡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規則畢竟有了，葉利欽時代沒有建成市場秩序，但市場化的基礎也有了。俄國人民盡管對葉利欽不滿，他們也不想走回頭路的。

蓋棺論定：俄羅斯忘不了葉利欽

總之，在葉利欽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既有出色的作為，也干過一些蠢事，尤其是在首尾兩端中，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爾巴喬夫的臺，而是合作共創民主新聯盟，獨聯體的隱患就會減少很多，如果他在劇變后立即進行憲政改革，經濟改革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 “證券私有化”設計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頭不那么違反公正原則，俄羅斯的社會轉型問題不會如此嚴重。如果他在最后兩年不那么乖戾地頻繁更換政府，1997年的經濟回升有可能持續，1998年的金融危機就不會那么嚴重。

當然，如果沒有他挺身而出帶領人民反擊8·19政變，蘇聯就可能出現第二個“停滯時期”。作為一個轉型期的開創者，葉利欽順應蘇俄人民擺脫了舊體制的愿望，因此深得人心。作為一個過渡性的歷史人物，他并沒有完全擺脫舊官僚的那種剛愎自用的習氣，而在建立了新權威之后，權力腐蝕癥在缺少制約機制的條件下在他周圍的小圈子里蔓延，再加上他后期的病態和嗜酒對政局的負面影響也難辭其責。然而他的卸任堪稱一大手筆，為依憲交接班做了一個典范。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葉利欽時代是中俄關系史上的“黃金時代”。過去幾百年來中俄有過太多的恩怨：沙皇時代我們是“以俄為患”，北極熊是傷害我國最甚的列強之一。蘇聯前期我們是“以俄為師”，但“師生”間從來就不平等，“老師欺負學生”終于導致反目成仇。蘇聯晚期我們是 “以俄為敵”，極權霸主的威脅使毛澤東也不能不擺脫意識形態框框而走向 “聯美制俄”。只有葉利欽時代我們實現了“以俄為友”，繼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實現了兩國關系正?；院?，葉利欽又使中俄關系連上三個臺階，真正實現了中俄兩國“平等信任、睦鄰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這固然主要是后冷戰時代國際大勢使然，但葉利欽的個人貢獻也是不能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