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隊重現,顯然不是一場兜圈子似的時代輪回,更不能說是開歷史的倒車。在我看來,一樣“排隊”,兩樣“本質”,彼“排隊”與此“排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反映的是社會生產力的落后,而后者見證的是公共品供給的短缺和低效。

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改革處于發軔階段,社會生產力的提升舉步維艱,短缺經濟的陰影揮之不去。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之下,即便老百姓手中的購買力非常有限,卻仍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滿足,“排隊時代”由此蔚為壯觀。

那么,國人何以又一次遭逢“排隊時代”的兵臨城下?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一直以發展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為己任,不僅造就了公眾私人消費品能力的攀升,而且極大地抬高了公共品的消費能力和需求標準，然而問題是,公共品供給卻在某種程度上被嚴重忽略。

曾經有學者認為，關于目前中國主要矛盾的判斷應該擺脫改革前期和中期的認識，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代之以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筆者深以為然。

顯然，要想再一次走出“排隊時代”的泥沼,實現社會螺旋式上升,無疑發展公共品的涵養是必由之路。這不僅在于公共財政愿意拿出更多的錢來建設更多的學校、醫院、鐵路線、經適房、公民休閑娛樂和健身場所,更在于公共財政所提供的這些公共物品本身真正具有堅強的、不可摧折的公共性,并為此而進行制度設計。

誠然,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之中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但不容忽視,經濟發展本身的終極目的本就是為公眾服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講,以自由來看待發展,而我想進一步說,以公共看待發展———或許這句話更符合也更裨益于中國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