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文

據報道，碧桂園集團于4月20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之后，股票上漲35.13％。而在碧桂園公開招股的同時，碧桂園創始人楊國強把自己的股權轉讓給了二女兒楊惠妍。這使得持有95.2億股的楊惠妍一天之內身價已高達692億港元，超過張茵，成為內地新一代女首富。

值得注意的是，楊國強在股權轉讓之后，并未退出碧桂園集團的經營事務，而是在集團內擔任執行董事，以為女兒“打工”的形式，繼續發揮著主導性作用。這樣看來，所謂的新“首富”，可能只是一個集團代言人，而非真正一錘定音的人物。而楊國強也一再強調，楊惠妍只是代表家族來持有股份，而自己現在才53歲，仍然非?！昂笊?，不會想退休。這大概表明，這位家族掌門人如此急著把財富轉移到女兒身上，只有一個原因——楊國強自己不愿當中國首富！　

中國的市場經濟搞了幾十年的時間，而“首富”這個詞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如此“扎眼”，甚至碰都不愿去碰一下，確實來得意味深長。中國第一代的財富創造者身上那多多少少都有一點的“原罪”感，應該說和我們長期以來反私有財產的傳統有關。

私有財產的創造、聚合和積累，本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但當個人所擁有的財富達到一個驚人的數額時，總會引起其他人的不安。中國古代史上政府對于成功商人的一次次致命打擊(抑商)，正是出于這種恐懼。這也是幾千年來只有財富的創造和浪費，而無財富的積累，因而也無市場經濟的主要原因。一個社會對其經濟精英、私有財產的態度，決定了這個社會的成長速度和走向。但直到今天，我們的市場經濟仍然難以給這些所謂的“經濟精英”提供可靠的創富保障，無論是體制上還是心理上。我想這才是許多像碧桂園這樣的家族企業遲遲不能升級為現代企業的主要原因。不要說企業經營者的家族理念強，就算我們普通人，關鍵的時刻要仰仗的仍是親戚朋友等熟人，這些來自血緣、來自個人情感的東西讓人覺得比法律可靠、比官員可靠，這種對政治、經濟、社會規則不信任、財富和人身缺乏保障的心理定勢的形成，難道是偶然的嗎？

也許，到了幾百億的身家，錢對于它的擁有者來說只是一個數字了，但又有多少人能夠真的僅僅把它當一個數字去看呢？25歲的楊惠妍成了家族計劃下的“首富”，也許她只是一個被推出來代表家族站于風口浪尖的人物。但我們似乎可以期待，這些第二代資產者不會有上一輩創業者那樣沉重的“原罪”感，但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在經濟精英本身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財富越多，意味著風險、責任、負擔的加重。在中國，“首富”這個帽子，確實能夠讓中國人產生太多的想象，又是何其沉重呢？

對私有財產的批判曾貫穿了私有制的整個歷史，但在私有化程度在今天的世界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我們卻突然迷惑了：“公有”、“私有”——這種傳統上的劃分方式，其意義究竟有多大？當擁有千億美元資產的所有者，把幾乎全部的財富投入到社會中去，解決無數人的就業問題，發展了經濟，甚至通過卡內基式的轉化方式，使得私有財產一夜之間變成公益基金時，這種私有在多大意義上只對他個人有利？這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這是一個哲學問題。當號稱公有的國有資產只由少數人支配和使用，大多數人卻感受不到所有權的時候；當公有資產的使用權化為美餐被咽下喉嚨時，這種存放在肚子里的公有資產又如何體現其“公有”？這也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為私有財產正名，那是經濟學家的事情。但我要說的是，如果拋棄了私有財產聚合的方式，市場經濟當然也將不復存在。因此，規范財富的運行方式而不是消滅財富本身，是一個市場經濟的世界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如果這種規范不存在，那么財富本身就永遠是可疑的；而與財富有關的人——無論是私有公司的董事長、還是公有企業的廠長——都會成為犯罪嫌疑人。這樣一來，不但會制約我們這個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也制約財富轉化為社會財富的機會。因此，這次的“隱形首富”事實上意味著一個提醒——我們的社會是到了要走出這千年困局的時刻了。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教師)
（來源：南方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