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等樓堂館所建設問題的通知》，針對“最近一些黨政機關違規修建辦公樓等樓堂館所現象又有所抬頭，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的問題，提出嚴厲警告，指出這是一種嚴重的鋪張浪費和濫用權力的腐敗行為。這個舉動得到了公共輿論普遍贊揚。

其二，溫州舉辦的“2007中國國際奢侈品展”上，對一套黃花梨家具開到6800萬元高價等消息，媒體予以了廣泛關注和評論，大量的社會輿論對此表達了擔憂、憤慨。比較普遍的看法是，這種現象與“提倡節儉”乃至建設“和諧社會”相悖，應予遏制。而論據中，既有樸素的“憑什么”，也有對近來發表在權威報章的“勤儉節約會極大地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等理論的引述。

兩件事放在一起說，一是因為或贊揚或憤慨，實則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社會評價趨向，即對追求奢侈這一社會現象的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惡行”，而且似乎并無意把兩種現象分立——— “公權的惡行”與 “私人的惡行”，凡奢皆惡；而與此“惡行”相對，“節儉”似乎是社會成員概應一體遵循又必將惠及全體的真理，比如前所引述，以及“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等等。

但是，確乎如此嗎？

對于前一種行為，其實不只是“樓堂館所”，不斷攀高的公車、公款消費等等都是同一性質，就是如何對待“民之膏脂”的問題，事關能否建成公共服務型政府、“廉價”政府，合當 “共討之”。但是，對后一種則未必然。對于遏制“非公”的奢侈消費，乃至對于節儉的普適普惠性假設，是很可以做些懷疑的。

需求帶來供給，供給產生就業、投資和繁榮，這么說想必少人反對。而“多余”的需求——— 奢侈的定義：追求非生活之必需——— 則帶動了更大的供給，同是增長之源。所以某種意義上，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歷史看，奢侈以至由其引致的嫉妒、攀比，都同是發展原動力的一部分。有人灑金錢，則有人得工作，即所謂“私人的惡行，往往是公眾的利益”。

“主流經濟學”如果不討人喜歡，我們也可反求諸己，春秋時管子就已論說“富者靡之，貧者為之”，與千多年后經濟學說同一所得。有人奢侈了、愿意多花錢了，貧者就有工作和收入。彼之所失、所費，則此之所得、所益，能多花錢反是好事。所以，一些人的“非公”奢侈必不足以使天下貧。

而節儉，不可否認是個好的私德，“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一絲一縷恒念物力惟艱”。一家一戶力行節儉可以不至于貧，而且可能節儉“致富”———但此“致富”是基于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條件而言，在社會化大生產的以供需關系、市場交易為前提的經濟條件下，則未嘗見僅因節儉而富者。雖然如此，作為個體仍可自愿恪守節儉私德而“適度”消費。但如果這個“度”是鼓勵整個社會消費統以“必需”為度，則無疑難以產生充分的交換、增長與創造。所以，全社會的共同節儉也并不足以使天下富。

那么，對部分人的奢侈之欲實在不必介懷，它只是經濟增長所自然伴生的且有合理作用的一端。良性社會中，公眾要瞪大眼睛關注的，政府要努力做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雖說無須多理會極小部分人的“窮奢極欲”，但必須盡最大力量解決貧無立錐，也就是提供公平的、普遍化的基礎社會福利與保障，不斷提高社會的基本生活水平；

第二，提供公平而充足的權利、起點與機會，使普遍的公眾可以不僅有攀比之心，且可有合理合法的攀登之路；

第三，絕不允許出現公權力本身的趨利、求奢傾向，以及權與錢的私下結合、交易，而把反對奢侈、提倡節儉的緊箍咒放在這里，也才是“以驕奢淫逸為恥”必須時時念茲在茲的要旨所在。

非如此，“共同富?！被蛘咚某跫夒A段 “生活水平共同提高”難以達到，貧富懸殊則愈加難解。這樣的結果，雖說與奢侈之風無干，但卻于政府宗旨有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