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貝克爾/文 

今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一項將在10月開始生效的法律，該法律確立了私有財產的合法化，其地位與公共財產相同。實際上中國早已不是傳統的僵硬的社會主義國家，私有部門快速發展，已經占有了2/3的GDP總量。

1989年，我去波蘭訪問，當時他們正在從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向承認私有企業和私有財產轉化。在一次與波蘭的一位高級領導人的談話中，我問了他們關于私有財產姓“社”姓“資”的問題。他說他們內部也正在爭論當中。此后，蘇聯乃至東歐的劇變使他們都沒有來得及給我一個正式的答案，但是現在中國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很顯然，私有產權的合法化與傳統意義上的蘇式社會主義國家不相匹配。盡管私有財產合法的法案早在幾年前就提出來了，但是法案的通過卻被耽擱到現在。因為反對者的聲音認為廣泛的私有產權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然而，反對者的聲音沒有被大家所接受。3000名人大代表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物權法》，私有財產的合法化、加上前幾年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就基本完成了中國對于民營經濟的官方肯定。

接下來，我將集中討論這部新法律給中國經濟發展所能帶來的影響。中國經濟已經超高速發展了30年，在私有產權沒有完全合法的前提下，GDP年均增長率仍然達到7%。我的推論是，在低收入時期，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一定需要寄盼于私有財產的官方保護。同時中國的私有財產事實上已經獲得了足夠的保護，私有部門已經從很小的規模發展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經濟部門。

盡管官方保護是有限的，但是房屋、土地、商鋪與股份的購買和出售正在以私人模式進行著；強烈的利潤動機促使新公司的誕生。最近的計算表明，自1993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效率以年均超過4%的水平遞進；而人均資本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同樣以年均8.5%的速度提高，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別是如果我們對比1993年之前15年與之后15年的人均產出水平，會發現進步是顯著的。

這幅玫瑰般的畫面將被限定于三個方面。研究顯示：農業長期投資受到收益不確定性的阻礙，因為農民們不知道是否可以長期擁有他們耕作的土地，在中國農村出現了很多抗議活動與惡性事件問題的緣由都是因為地方政府強制征收土地而提供很少的補償；城市居民也越來越擔心自家房屋的財產安全，因為地方政府常常以某種名義而強制征收他們的房產。新的《物權法》規定了如果征收土地或者房產，政府必須提供相應的補償，但是這個補償的標準是什么，卻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我認為，對財產權的法制保護，這足以使中國保持一個發展的態勢，并開始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國希望仿效的高級經濟模式將會保護軟件、專利、公民權、收購權限、復雜的房契和財產權條款，以及其他形式的有形或者無形資產。上述形式的財產在經濟發展中將會顯得越來越重要，所以如果要鼓勵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財產保護是必須的。

但是，即使法律形式的私有產權保護已經成為現實，完整的產權保護仍然有待于司法獨立的實現，這將使法律能夠以合理且有效的方式得到貫徹。盎格魯-薩克森國家是保護私有產權的最好典范，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的法律系統以司法獨立的規則加以運作，中國目前缺乏這樣的司法體系，所以要想通過法院部門來執行各種形式的合同，不容易得到有效保證。

筆者認為，如果能夠獲得有效實施，新頒布的《物權法》將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起到重要的方向性作用。這種方向性作用代表的是漸進式改革，而不是激進的革命，這表明中國已經與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漸行漸遠。

（張永 王景翻譯）

(美國芝加哥大學貝克爾教授于1992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最主要貢獻是將微觀經濟學運用到日常人類行為研究中，其中就包括法律制定等非市場行為。他使用嚴格經濟模型深入分析了最優刑罰問題，復興了威懾理論，指出有效的威懾可以阻止犯罪，成為法經濟學中的經典作品) 
（來源：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