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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時美國“盜版”我們
    導語:中國人不是號稱世界上最聰明、最有藝術天賦和經商能力的民族之一嗎?何時我們的文化產業也能強大到吸引盜版商。

    “風聲緊了,美國和日本都起訴中國了!”在北京西北三環的路邊,北京外國語大學門口,一個賣盜版碟的中年男子捏著一張空的DVD包裝盒,低聲向顧客解釋道。

    他并不打算金盆洗手,只是為了減少可能被查抄沒收的損失,先讓顧客在空的包裝盒中挑選,確定要哪張之后,另外有人將碟片從附近拿來。他的顧客中有不少外國留學生,也許就有美國人、日本人。

    真是一個網絡時代。美國在WTO就盜版和文化產品進口限制問題起訴中國(日本準備跟著美國)的消息一出,就傳到了小販耳中。日前,國家版權局新聞發言人王自強就此回應道,美國政府指責中國對電影、圖書、音像制品的市場準入限制,導致了盜版的盛行,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

    是的,在我等普通中國人看來,所謂市場準入限制導致盜版盛行也是一種奇怪的說法。也許市場準入限制可能導致盜版,但肯定不是主因,不是根源,開放市場準入也絕非解決盜版問題的治本之道。美國人這樣說事,顯然醉翁之意不在盜版,而在中國市場大餅之間。

    不是限制進口導致了盜版,那么是什么導致了盜版泛濫?又需要如何做,才能真正遏制盜版?

    從表面上看,盜版產品泛濫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們“價廉物美”——關于價廉,人們說得較多,而盜版產品“物美”的一面往往被忽略了。是的,盜版產品“物美價廉”,它們往往比正版產品上市快,品種多,禁忌少,內容新,更符合市場需求。

    往深層挖掘,就會發現,這一切的根源,還在于我們的文化產品市場不是一個正常的自由的市場。在法治過弱、管制過多的環境中,我們自己的文化產業心志孱弱、身體虛弱,文化產品還太蒼白,中國人無限的精神創造力和文化創業能力未被釋放,這才是更需要我們直面與解決的病癥。

    雖然盜版產品可能以國外產品為多、價值更高,但其實它對國內文化產業的打擊更大更致命。因為國內文化企業和創作者多半只有國內市場可以期待,而國外公司有另外的自己的市場可以依靠,中國市場所得不過是他們的額外收入。正因如此,國內的文化企業和創作者才對盜版更加深惡痛絕。日前,導演馮小剛就向媒體表達了此意,他要拍攝一部宣傳反盜版的短片。諷刺的是,他也承認自己買過盜版碟,并在其中看到過很好的電影。

    當我們缺乏自己創造的滿足多樣需求的優質正版產品,而我們又需要對國外文化產品進行準入限制以保護民族文化和民族產業時(這是理當做的),從理論上,盜版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流傳。但限制和保護終非長久之策,我們的確需要深深思考:盜版為什么幾乎成了我們的宿命?中國人自己的文化產業如何才能快快長大?文化出口大國和文化影響大國的夢想離我們有多遠?  

    價格上不說,如果國內市場中的正版文化產品始終比盜版產品陳舊、保守、落后、單調,單靠嚴刑峻法、重拳出擊,將無法根治盜版泛濫。所以,當務之急和治本之道是如何促進國內文化產業的大發展,改變中國文化進出口的巨大逆差。

    在文化產業發展和走向世界方面,中國可以說是失敗的。例子、數據俯拾皆是。2001年至2005年,中國從各種渠道進口影片4332部,美國影片占40%到50%;中央電視臺和各地電視臺播放的外國影片4000余部,40%以上是美國的。但與此同時,美國放映的中國電影和中國電視劇寥寥無幾。就出版物而言,2004年,中國輸往美國的版權14種,從美國進口4068種,進出比為290∶1;多年來,我國圖書進出口貿易大約維持10∶1的逆差,出口圖書還主要是面向一些亞洲國家和我國的港澳臺地區,與歐美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

    關于這種差距的原因,國內常有兩種說法,一是說中國經濟還不發達,因此文化企業資金不夠雄厚;還有一種說法強調我們沒掌握好外國人習慣的表達方式,不明白他們想要的東西。這兩種說法都有某些道理,但找的其實都是外因,某種程度上都是為失敗找借口。

    文化產業是創意和頭腦產業。文化產品最重要的價值不是來自人的精神創造和創意嗎?中國人不是號稱世界上最聰明、最有藝術天賦和經商能力的民族之一嗎?我們以前也許缺錢,但現在已經慢慢不缺錢了;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了那么燦爛獨特的文化,為什么現在我們在文化產業的全球競爭中如此失???

    談到文化產品的表現形式,中國某些導演已經拍出、正在拍出許多投外國人所好的電影,但我們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嗎?談到缺少資金和政府扶持,我們合并“打造”了那么多出版集團、廣電集團,建起了那么多電視臺,給它們種種壟斷特權,但我們能把希望寄托在它們身上嗎?

    迪斯尼、時代華納、索尼、任天堂,哪一個文化企業巨人是靠政府喂養長大的呢?我想說的是,中國文化產業,最需要的不是錢,也不是特權,而是解開束縛,是自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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