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晚“鵬潤客”聚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許多“鵬潤客”并沒有去，我也沒有去。據說這是報社內部的“民間組織”發起的，與6周年有關，僅限在鵬潤大廈工作過的《經濟觀察報》人士，離職在職無所謂。竊以為，所謂的“鵬潤客”們早已四分五裂，這樣一群遺老們硬湊在一起，似乎有些沙文主義——那些新來的員工們會怎樣看？

在此之前，在那些離開《經濟觀察報》的人士當中，不少人以“老經觀”自詡。只是這個“老經觀”的概念，并非特指那些在霄云路之鵬潤大廈工作過的老同事，而是以2005年8月間那次人事震蕩為分界線，那些辭職的人，被稱為“老經觀”，而那些留下來的，就成了“新經觀”。

有人或以為，那些在《經濟觀察報》工作了6年的“鵬潤客”們——比如說我——自然既是“老經觀”，也是“新經觀”了。其實不然。自稱為“老經觀”的同事們，對“老經觀”是有著很清晰的定義的，是指那些因為理想而來、因為理想而離開的人。而“新經觀”，往往特指一些才情平庸、缺少風骨、內心孱弱甚至本質不良的人。

在那此辭職事件發生后，報社內外都有人在哀嘆：經觀已經不是以前的經觀了，因為隨著一批“老人”集體辭職，“跟著走的是老經觀的一種精神”，是“實驗精神和理想的死亡”。人們相信，維系這個機構的是一種無形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在2005年夏天徹底消失。到了年底，方軍主編的《書評增刊》停印，這同樣成為一個事件，因為《經濟觀察報》“竟然以它的刊期出版了《職場》，讓人不禁唏噓”，天下同聲一哭，理想主義蕩然無存矣！

這真的使我有些疑惑。2001年6月，在鵬潤大廈的一次編輯部會議上，何力向大家介紹我說，“這是仲偉志，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從山東來與我們一起創業”?！皠摌I”談不上，但理想主義確是有的。因為我在山東想辦的就是這種品質的報紙，受到很多條件的限制，郁悶不堪，《經濟觀察報》給了我一個學習和實踐的機會——盡管只是做一個記者。在鵬潤大廈，我曾經向來訪的老同事孟雷大談《經濟觀察報》諸位領導如何了得，如羨長江之無窮。但2005年的8月事件，突然讓我感到自己的理想主義很有些微不足道。 

辭職事件發生一年之后，一個在本報實習過的大四學生發短信給我，難掩失望、不無憤怒地說：仲老師，說句您不愛聽的話，“觀察家”越來越難看了，全是專家的文章，不再是年輕人的舞臺，當年那種君臨天下、指點河山、敢言敢怒的敘述風格和恢弘氣勢，也居然一點也沒有傳承下來。

這條率真的短信，忽然使我明白了“老經觀”理想主義的文化根基是什么。簡而言之，是不問資歷，不問背景，給那些焦慮的、憂傷的年輕人們一個一夜成名的舞臺。在創始之初，這種對年輕人的寬容與溺愛，是《經濟觀察報》的最大魅力。而那些在校園里追捧《經濟觀察報》的年輕人，其實更多的是在羨慕自己的偶像（比如許知遠）的機遇、地位和影響力，是羨慕那些年輕的“老經觀”們居然能夠選擇到自己鐘愛的事業。誰沒有過“一朝成名天下聞”的夢想啊，《經濟觀察報》曾經就是一個最好的平臺。

漫游時代結束了?，F在，沒有了《紐約客》式的文筆，剔除了過度的修辭，這使得很多沒有真正理解許知遠的、懷著混沌理想的年輕人悵然若失，從此與《經濟觀察報》分手。這份報紙不再是原來風靡校園的“大學生周末”了。但是，“新經觀”沒有進入“集體腦結冰”的狀態——盡管在報社內部一度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遲疑的寂靜——這份報紙在努力告別某些東西，也在做著過去該做卻沒有做的事情，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不足。不過，我們希望把自己所信仰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在生活與工作的每一件小事中，一點點地實現出來。

只是，隨著廣告額與發行量的上漲，在“新經觀”之間，正在產生一種前所未有卻似曾相識的自信。曾經，某種文化上的過度自信和智力優越感導致了心靈的封閉，出現了只憑自己說了算的理想主義和新聞觀?，F在，隨著機構的成長，管理的復雜，正是一個組織最容易犯主觀錯誤的時候，同時也是創造力和想象力最容易枯竭的時期。這個時候，我們還需要更多內心充滿幻想的年輕人走上前臺，給他們合理的自我冊封與自我授權的空間。我們仍然需要一種泥沙俱下卻生機勃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