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4日，從北京前門火車站開出的列車在快到天津站時發生了爆炸。那天，年輕的復興會成員吳樾扮作皂隸，攜帶炸彈登上了憲政考察大臣們乘坐的火車。因為震動，炸彈提前爆炸，吳樾當場被炸身亡，五位大臣中只有鎮國公載澤與商部左丞紹英受了傷。
報刊紛紛譴責吳樾的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只要是有愛國心的大清國民眾都應該祝愿他們此行順利，并且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
紹英受傷的消息傳到北京，71歲的慈禧太后凄然淚下。吳樾魯莽但是果敢的行為表明，暴力革命的幽靈正在這個中央帝國游蕩，并且開始了和憲政改革的賽跑。
立憲
這年年底，新一批憲政考察大臣在家祭拜完祖宗，再次踏上了出洋考察的征程。他們出發時，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回答說：“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边@話像極了維新黨人譚嗣同，而后者在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掉了腦袋。
這位地位顯赫的女人已經老了，并且和她統治的大清國都到了生命的最后時刻。從1861年垂簾聽政開始長達44年的統治里，對內，她能夠嫻熟的控制著這個陸地面積占全球1/15，人口占全球總人口1/5的龐大帝國；但是對外，接二連三的外來侵略留給她的卻只有恥辱：1860年，在跟隨自己丈夫咸豐皇帝避往夏季行宮時，她豢養的獅子狗成了英國人的戰利品；40年后，她不得不又一次帶著自己的侄子光緒皇帝倉皇逃往西安，入侵者們則得意洋洋的在乾清宮的寶座上合影留念。
危機時刻，慈禧再次想到了改革。還在西安的時候，慈禧就下旨全國各地大員及政府要員“備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辦法。
雖然幾年前她處死了決心改革的維新黨人，那是因為那些年輕人和他們擁戴的光緒皇帝已經危及了她的權威。除了對兩根鐵軌直通紫禁城有可能破壞風水的正陽門火車站不能接受以外，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慈禧要比她的大部分臣僚心態開放得多。更重要的是，立憲改革既是拯救大清國，也是拯救自己的權威。
就在1905年，日本聯合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殲了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這是工業革命以來，白人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挫敗。10年前，被中國人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徹底打敗了中國。一些清流們還認為，中日戰爭的失敗只不過因為中國人性情敦厚，而日本人暴戾兇殘而已?，F在沒有人再相信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人們相信，日俄戰爭是個劃時代的事件。著名的《東方雜志》發表評論說，日俄戰爭是憲政國對專政國的勝利，波羅的海艦隊的覆沒表明老天并沒有拋棄中國，立憲是中國挽救民族危機的又一次機會。
被認為出賣了維新派的袁世凱是這場改革最著名的推動者。他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但這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存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種體制已經存在了很多個世紀?！?BR> 1906年七月的御前會議上，清帝國的高層通過了實際上由前維新黨人梁啟超執筆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報告設定了中國式君主立憲的總體框架，皇帝為國家元首，有著至上的尊嚴，國會則在法律上代表國家機關。梁啟超認為兩院制最適宜中國。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選、蒙藏議員組成，下院（右院）由選舉的議員組成，平等代表全國國民。
《東方雜志》詳細報道了1906年8月25日的一次廷臣會議。這次會議決定是否將憲政作為富國強兵的必要選擇。反對者中有七十九歲的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贊成者陣營中有五十一歲的軍機大臣、巡警部尚書徐世昌。
這次會議上并沒有人公開反對立憲，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認為立憲政體是一種良好的制度。反對者只是擔心，由于中國處于內憂外患和國勢虛弱的情況下，無力承受立憲這樣的重大變動可能帶來的危險和動蕩局面。贊成派則認為，正因為中國危機深重，因此，只有重大的改革動作和革新才能拯救中國，使中國擺脫危機。反對者們擔心，由于民眾的知識和教育程度仍然普遍較低，政府和國家的權威在立憲時遭到民眾的干預是極為危險的。贊成派認為，國民程度應該是改革的結果，如果要等到國民程度達到立憲的標準時才實行立憲，那中國將永遠看不到立憲的那一天來臨。
作為這場爭論中的保守派，留學日本的陸宗輿提醒一心以日本為榜樣的同僚們，“日本明治維新是立憲改革”這一斷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明治維新推行的是“專制政治”，而決不是“民權政治”。因此，決不能把日本作為中國應實行立憲的例證。明治維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興正是以重新樹立天皇的權威開始，而議院、國會是遲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開的。
但是，自從庚子國變以后，中央政府的權威已經極度喪失，保守派們“開明專制”的建議對政治精英與士紳知識精英失去了吸引力。一個幾乎失去合法性基礎的政府很難通過開明專制來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的政治整合。立憲派們相信，立憲的政治動員，在振作精神方面能起到其他政治選擇難以取代的作用，這正是克服民族危機的最佳手段。
廷議之后，慈禧發布了清帝國改革的決心，她解釋說，過去的維新變法是由于“宵小之徒”煽動變亂而被中止，現在所有有關國計民生的改革措施都應該“次第推進”，絕不能“因噎廢食”。
新的力量
商人們最早感覺到了變化。對于從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新型商人來說，這是一段被歷史忽視，卻又確確實實存在的黃金時期。事實上，從1895年到1913年間，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期間的發展速度還略高一點。
梁啟超發現，中國的政治現象社會現象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質最不相容，而股份公司必須在完全法治的國家中才能興旺發達。洋務派的實踐已經表明，官辦企業因為低效和腐敗，不能完全承擔國家工業化的重任。
1903年開始，清政府先后頒布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中日戰爭之后，張謇等人創辦企然而在這場論戰中，狂熱、活躍、激進的革命黨人始終處于上風。作為孤獨的對手，梁啟超的最大劣勢在于，他所鼓吹的憲政的美好遠景還沒有出現，而革命黨人大肆宣揚的滿人專制的罪惡卻是所有人的共識。論戰很快被革命黨人轉向暴力排滿的主題上。19歲的鄒容甚至在他的《革命軍》中說，“哪怕吾同胞小便后，滿洲人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滿洲人為我舐余糞，猶不足以補償這幾百年的恥辱”。
革命黨人沒有認同他們與梁啟超之間的共識，把對手塑造成一個專心侍奉滿人政權的走狗，這是論戰勝利的必要前提。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論戰甚至演變成為個人攻擊，激動的學生們在日本東京的一次集會上把梁啟超逼得跳下了高臺，并用草鞋繼續攻擊他。
后來成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說：“當我們從梁啟超那里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影響。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干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BR> 作為清末改革的敵人，孫中山開創了革命手段解決政治爭端的道路。老同盟會員梁漱溟在1922年說，“從此以后，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BR> 年輕人們不僅受到了孫中山的感召，而且熱情地擁抱來自西方的各種激進思想。他們借助二手消息，向公眾介紹俄國革命黨人，鼓吹他們的恐怖主義和政治暗殺，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俄國與中國的差別。他們還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討論立憲問。
歷史學者加斯特評論說，總的來說，他們仍是無批判的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托克維爾的預言得到了驗證：由于知識分子和理論家們雜亂不堪的描繪，觀念可以產生暴力。這種趨勢影響了中國后來幾十年的歷史。
而這場從1906年開始的立憲努力很快也走到了盡頭。在“仿行立憲”的第二年，革命黨人徐錫麟因為刺殺安徽巡撫被野蠻處死，臨死之前徐錫麟說：“假立憲帶來了真革命”。這是一句早到的預言，在一年以后得到了驗證。
失敗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先后去世，因為政治上的近親繁殖而日漸愚蠢的滿清政府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克倫威爾。
事實上，改革開啟的紛亂局面幾乎完全依靠前者的權威來掌控。政府改革從官制改革開始，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獨立為基本原則，并致力于厘清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之間的權限。由于牽涉權力和利益的重大調整，引起了整個大清國官員們的躁動不安。有關官制改革的條陳如雪片般飛到慈禧的眼前，意見的紛雜和斗爭的激烈讓慈禧感覺“如此為難，還不如投湖而死”。
這個部族政權的政治權柄現在都操持在了載灃和隆裕太后手中。前者的能力不過就是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至于隆裕太后則更加優柔寡斷，遇著極為難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兩人不僅平庸無能，還勾心斗角。
新政本來脆弱的基礎因為利益集團之間殘酷的政治斗爭而岌岌可危。統治者們三心二意進行的改革，不但惡化了改革的環境，并且為改革樹立了更多的反對者。中央政府發布的厘定官制上諭，雖然宣布正式改革官制，但是在公布的十三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漢人五人，比原先規定的滿漢對等原則下的官制倒退了一點。地方督撫大員中最有威望的兩位改革者張之洞和袁世凱被調遣進北京，授予軍機大臣的職務，實際上卻被剝奪了權力。改革成了滿人政權一次有預謀的政治清洗、同時載灃們固執地拒絕了各省督撫，咨議局議員代表以及資政院要求早開國會的請求。
拒絕召開國會以及“皇族內閣”的成立比革命黨人對梁啟超的反駁更為有力，清帝國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是它的滿族統治者和漢族督撫、紳士們企圖保存和擴大權力的嘗試，但是滿人政府首先因為自己的利益盤算，使得這場改革開始像一場騙局。最為忠誠的立憲派、江蘇省咨議局議長張謇悲哀地說，國家此時正在瓦解。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梁啟超、孫中山和鄒容，他們激越的聲音都沒有影響到中國更為廣闊的鄉村世界。但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讓人們相信，一個王朝在它的末日來臨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順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歷史上所有已經滅亡了的王朝一樣，暴露出了滅亡的征兆，人們有理由認為這個王朝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終點，沒有人可以挽救。而新政帶給他們幾乎惟一的后果就是更加沉重的稅負。社會變得更加動蕩，各地發生的民變平均每兩天半一起，其中有搶米、抗稅、兵變、農民起義這樣的傳統王朝潰敗前的混亂，又有學潮、工人罷工、沖擊洋人教會這樣的新事端。
而在皇族內閣成立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又拋出了更為愚蠢的鐵路國有化舉措，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修筑這兩條鐵路。
收回鐵路利權不是一般商業行為，而是經濟利益和捍衛主權的政治行為相結合的群眾運動。當時有的路權（如川漢、粵漢）是歷盡艱辛才從外國人手中爭回來的。自從1903年12月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改變鐵路只準官辦或外國人辦以后，全國的18個鐵路公司中，13個商辦，4個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堅持官辦的只有1個，由于修筑鐵路需要大量資金，它們的股份為各界民眾廣泛持有。公司和筑路權都曾依法辦理有關手續，清政府這種國家機會主義的愚蠢舉動，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承諾，形成中央政府與各階層民眾的對立。而政府手中沒錢，打算借外債來辦更引發強烈的民族情緒。不滿的火山因此噴發。
北京政府曾經希望川漢鐵路涉及到的四川省咨議局動員上流階層支持政府決定，但是咨議局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成為對抗中央政府的政治動員中心。這些梁啟超的追隨者們要求依據憲法獲得對地方財政權力的發言權，并且敦促北京召開國會。
半年以后，同樣因為新政而逐漸成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新式陸軍最終埋葬了清帝國。新政戛然而止。
雖然大衛休謨警告說，在社會現象之間建立因果關系是十分困難的?！盎首鍍乳w”和鐵路國有化并不是改革失敗的全部原因，但是這顯然是壓垮清帝國的最后兩根稻草，失去耐心的人們相信，咨議會的筆墨公函應該被鐵和血所取代。
孫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包括后來在與袁世凱進行的殘酷斗爭中逐漸改組成為列寧式革命黨的中國國民黨，并沒有繼承這場改革的遺產，在某些領域，他們的實踐甚至讓中國沒退到了1906年改革之前。
比如，中華民國的兩位司法部長伍廷芳和王寵惠都受過嚴格的西方法學教育，他們卻一致認為，《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別在程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并且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府無不繼承這三個大法。但是1927年國民黨政府成為全國性政權，中國法治進程因國民黨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內的各領域全面推行“黨化”而逆轉。
當孫中山拒絕上海地方法院對宋教仁被刺殺案的勇敢審判，執意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時候，上海市商會曾經通電全國，希望“宋案審判于法庭，借款、選舉取決于議院，自有法律為范圍”，而整個國家不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而這種聲音不僅被憤怒的革命者們所忽視，甚至在后來的“黨化”過程中被扼殺。
1906年改革終結之后，中國曾經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國家實力、民族命運、個人權利都沒有出現真正意義的改變。人們選擇了閃電和驚雷而不是陽光，因此必然在黑暗中徘徊。
附：1906年立憲進程
6月，出洋考察大臣回國每位成員都推薦立憲政體。
7月，慈禧召開一系列御前會議，討論立憲。
8月25日，戴鴻慈，端方奏請改定官制，并提出八項具體改革意見：仿行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中央行政統一；劃分中央和地方權限，地方重要衙署皆設輔佐官（次官），中央各部主任官（長官）事權應當統一；調整中央機構；變通地方行政制度；裁判，稅收官員獨立；取消吏胥，代以書記；重新制定任用、升轉、懲戒、俸給、恩賞諸法及官吏體制同日，醇親王載灃，軍機大臣奕劻、瞿鴻璣、榮慶、鹿傳霖、鐵良、徐世昌、政務處大臣張百熙、大學士孫家鼎、王文韶、世續、那桐和參預政務大臣袁世凱閱看考察大臣條陳的折件。
8月27日，慈禧召見袁世凱，袁面奏先組織內閣，從改革官制入手。戴鴻慈，端方奏請設立編制局，制定官制。
8月28日，受命閱看考察政治大臣折件的諸大臣討論是否實行立憲。袁世凱堅決主張立憲，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當以死相爭”。辯論結果多數同意改為立憲政體，從改革官制入手，預備立憲。
9月1日，清廷發布“預備立憲”的上諭，詔示天下，表明對憲政的態度。
9月2日，宣布改革官制，派載澤等14人編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鴻璣、孫家鼐總司核定。
11月2日，將核定的方案呈進慈禧。慈禧看過條陳，害怕責任內閣成立君權潛移，不同意成立。
11月6日，發布厘定官制上諭，正式改革官制。內閣，軍機處照舊，在公布的13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7人、蒙古人1人、漢人5人，比原先規定的滿漢對等原則下的官制倒退了一點。
11月25日，慈禧壽誕，北京各學堂萬余人齊集京師大學堂，舉行了慶賀典禮。另外，在天津、江蘇、南京、無錫、常州、楊州、鎮江、松江等地都舉行了立憲慶賀會。
12月，張騫、鄭孝胥等聯合各界人士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