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記者。我們以采掘新聞為天職。我們傳播新聞，讓住在小村莊小市鎮里的平民像國王一樣，享受知道的權利。我們的前輩，用馬匹，用驛站，用郵差，用電報電話，我們用傳真機，用可視電話，用手機，用伊妹兒。采集傳播新聞的手段始終在變，不變的是我們作為記者的職責——自由而負責任地傳遞新聞，讓公開、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驅散密室的陰霾，填平不對稱的信息鴻溝，福佑公眾。盡管真相永遠在他處，我們雖不能至，但我們心向往之。
   我們是記者。盡管我們會因所在媒體的廣告的上漲下跌，而擁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這不是從事我們這個職業的理由。體現價值的薪酬，完備的合同，的確是我們走向職業化的前提，可不是我們出售公眾知情權的借口。
    我們是記者。選擇以記者為職業，就得聽命于我們與無數受眾從未簽署過的契約。公眾才是新聞的購買者，盡可能客觀、公正、翔實地向公眾報告新聞，是我們作為一個生產者的義務，如果我們把新聞當作商品的話。買家轉瞬即逝的興趣，注定會使易碎的新聞產品了無蹤跡，但我們不能因之輕慢它在那一天的意義，無論它們多么瑣屑細微，都是我們記錄的那個日子的永遠記憶。
    我們是記者。但這并不排斥我們所效力的媒體，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時段，與其他媒體競爭。我們參與競爭，鼓勵我們所在的媒體戰勝對手，是因為我們相信自由競爭，能夠消弭平衡公共輿論的威脅，更為接近事實真相，更能實現公共利益，也能予我們更為方便的福利。
    我們是記者。我們信奉自由、民主、法治這些人類迄今發現的最美好的價值觀。但我們是記者，這決定了我們是新聞的記錄者，不是新聞的制造者。作為公民的我們崇尚并相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憲政可以增加全體中國人的福祉，當然，這是我們的信仰和職業手段，而非政治活動。盡管我們有自己的主張，但我們反對利用記者的權力，將我們自以為是的主張，粗暴地強加給讀者、觀眾和聽眾。蠱惑、煽動、打倒、改良，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忠實于記錄和報道。當然，任何一個記者，都難以做出沒有傾向的報道，我們可以承諾的是，我們將竭盡所能地限制和約束自己的傾向。
    我們是記者。我們是公眾利益的守夜者，我們的使命是發現。備受關注的話題首先應該是真實世界的真問題。記者的職業定位，決定了我們的首要職責是發現問題。轉軌時期的中國，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我們的職責在于發現痛處，而不是嘩眾取寵，用偽問題騙取公眾的眼球。
    新聞學是一門學科，新聞業是一個行業，記者是一個職業，有學科就有學術規范，有行業就有行業標準，有職業就有職業技術。為什么要在報道中寫上“據悉”？如何在報道中把握公眾人物和普通人名譽權的分寸？怎樣看待反傾銷中的民族主義和貿易規則？可用“等等”無限羅列的技術問題，是否真的已被我們掌握？
    看看我們過去的報道吧，想想我們究竟有沒有用意識形態的偏見，替代新聞業的技術準則？我們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員和私營企業主的爭執，就先驗地假定政府在打壓；不能一見大火礦難，就確定存在腐敗。我們曾經失望于前輩同行“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的簡單武斷的新聞價值判斷，現在，我們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場經濟好，計劃經濟糟”的窠臼。
    11月8日是記者節，一個屬于我們，更屬于公眾的節日。讓我們返回我們的原點，遵守記者必須遵循的原則，并探究實現這些原則的方法，以免陷入意識形態和商業利潤的泥沼，既不因為憐憫而偏向窮人，也不因為畏懼而巴結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