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屆全國運動會上，種種有違競技體育精神及公平競爭原則的事件不斷出現，雖然賽事主辦者已經將容易引起爭議的一些比賽放在開幕式之前舉行，但是違規、舞弊、爭端仍然成為本屆全運會的主要熱點，引起了國內外主要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報道。
   對于教練員操縱比賽結果、運動員頻頻棄權、濫服違禁藥物之類的“現象”，人們往往習慣于從體育精神的角度加以批評，認為道德自律是凈化全運會的良方。
    但是我們認為，價值評判雖有助于激濁揚清，但是問題的深層實質是，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現行體制的必然結果，是改革處于關鍵節點的真實寫照。全運會的存廢和前途是“眾人之事”，并不只取決于體育部門的自我評價。
    目前我國體育事業采用的舉國體制，主張傾一國之力培養金牌運動員，不惜付出代價，不計個人得失，并以嚴格的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國家體育總局確定了針對奧運會的“金牌戰略”后，針對優勢項目進行更大投入，施加更大壓力，在省、市、縣各級，通過行政層級逐級傳導。
    全運會是舉國體制的集大成者。造成種種丑聞產生的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奧運金牌計入全運會，解放軍代表團選手的獎牌同時計入籍貫所在省市的代表團——無非是為調動地方體育主管部門的積極性，保證奧運會項目梯隊建設與訓練水平，進而實現“奧運戰略”。
    所以我們在全運會上就會看到種種現象，一些奧運金牌得主，由于已經“內定”參加北京奧運會，并且奧運金牌已經計入地方代表團金牌榜，因此頻頻演出棄權鬧劇。而面對殘酷和淘汰率極高的專業運動管理體制，絕大多數運動員為了在退役之后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物質獎勵和工作安排，必須拼命爭取好成績，各地方體育局的官員作為壓力考核型體制中的一員，為了爭取政績，也會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名次。
    這是全運會丑聞的誘因，而誘因的背后是已經維系了五十多年的“舉國體制”。這一機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被剝奪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的時代產生的。五十年以來，采取這一機制的國家已經屈指可數，世界各國所普遍采取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是，通過全民健身和私人投資形成競爭機制，并以此為基礎產生國家隊。
    雅典奧運會以后，我國體育部門認為舉國體制保證了奧運金牌，優越性不容置疑。但是我們認為，除去某些開始市場化改革的運動項目，我國的體育事業是由國家財政投入、體育部門提供的非營利性產品，產品屬公共品，資金投入則屬于公共財政。所謂公共財政，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屬于“眾人之事”，理應接受公眾的監督與評判。
    公共財政領域的改革，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題中之義，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有機組成部分。目前我國公共財政領域的突出問題是：投入方向存在歧視性，對投入產出的效能缺乏有效監督，部門利益化，這樣的問題在體育部門尤為突出。
    為了全運會上競技體育的成績，作為配置資源的主體，各地政府普遍制定金牌計劃，重“奧運爭光”，輕“全民健身”，不計成本投入，大量的投入則會造成巨大的浪費和尋租空間，國家體育總局因此連年成為李金華審計長報告中的整改對象。
    同時我們還看到，在一些已經邁出市場化步伐的體育項目中，體育主管部門囿于部門利益，沒有厘清政府與市場的必要界限，導致改革不徹底、不到位，形成了資本追逐權力、權力操縱資本的局面。而有關部門卻諉過于改革，否定市場化道路，稱舉國體制才是未來方向。這一幕，與眾多領域的改革極其相似，正是中國改革處于關鍵節點的典型情境。
    在全運會這件“眾人之事”上，我們不希望總是以奧運戰略搪塞視聽，以國家之名掩蓋部門利益。我們希望聽到普通公民的聲音，他們的好惡取舍是競技體育精神的指針，我們希望聽到納稅人的聲音，他們是體育事業投入的來源，我們希望更多地聽到普通公民的聲音，他們對于“全民健身”這種公共產品的需要是體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當年中國體育曾經擔負著中國體制改革先行者的重任，在此改革“過大關”的關鍵時刻，由全運現象溯及體制改革肯綮，意義尤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