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的確也已經如此。比如在民生問題上，教育、醫療和住房業已成為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且這個概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朝野共識；在環境問題上，據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報道，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偩值臏y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而當年的GDP增長率還不到這個數）。全國有10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清潔用水。不僅如此，近年來群眾的環境投訴和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嚴重危害群眾健康、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經濟問題上，則是大量的失業和大量的企業用工荒并存，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不足60%，每年一二百萬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而企業開工不足已成為影響企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民工荒由廣東等少數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以浙江溫嶺、河北保定、廣東深圳為例，不少中小私企招用非技術崗位民工，月薪開到1000元仍然難以如愿。

然而，這一切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增量改革之路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也遠未結束。相反，更加廣闊的增量改革之路等待著我們去開拓，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改革盛宴等待著我們去分享它的美味，問題只在于我們愿不愿意、敢不敢去做相應的制度創新，為今后的增量改革掃清障礙。

增量改革的第一個制度支點，應該來自公共財政體系的建立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

我們今天的時代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有不少相似之處：勞資關系緊張，產品大量積壓，文化消費水平極低，失業率增加。當時的日本，出現兩派經濟學者的激烈爭論，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后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只能“穩定”增長；另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日本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于技術改造時期，只要采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并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后10年可以增加一倍。

此后的日本，高速增長理論占了上風，并且在決策層啟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開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減稅方面，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值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除了衣食住行在亞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學率90%以上，大學升學率34%以上，報紙消費量也比美國還高，1億多人口的小小島國，如今卻有多份發行量超千萬份的報紙。

今日之中國，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能過剩，小汽車時代正在到來，而教育、醫療、住房、城市建設、城市交通等都出現嚴重短缺，正是全面啟動內需的千載良機。除了在城鄉住房全面更新換代的時代，國家應實行低首付、低房貸利率政策以外，最根本的拉動內需的制度安排，就是通過公共財政體系，實行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首先是減免稅費。

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曾談到“十五計劃”期間，中國GDP增長了57.3%、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58.3%，農村居民純收入只增長了29.2%，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1.36倍。與我國行政管理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25%以上相比，其他國家的這個比重，日本是2.38%、英國為4.19%、韓國為5.06%、法國為6.5%、加拿大為7.1%、美國為9.9%。請注意，在這里，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并沒有計算在內。如果算上數量驚人的預算外收支，我國政府行政支出也許要占財稅（含費）收入的一半以上。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透露，我國每年至少有2萬億元預算外非稅收入與支出、社?；鹗罩?、國有資產收益游離于財政管理之外，不受各級人大監督。很顯然，此間政府收入增長遠遠超過GDP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大大落后于GDP增長，更落后于財政收入增長(今年的報告進一步坦承財政收入的超收現象)?？梢?，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太強，強制性收入增長太快，才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費相對不足導致內需不足，中國企業也被迫通過外貿來解決市場出路。

現行財稅體制已經使中國經濟增長出現明顯的后繼乏力傾向。大量企業在資源性壟斷和高稅負的雙重擠壓下，被迫以壓低工人工資和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生存。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私企利潤的中位數是21萬元，而納稅額的中位數卻高達26萬元。2006年，我國GDP增幅為10.7%，而稅收增幅為21.9%，是GDP增幅的兩倍多。竭澤而漁是沒有未來的，減稅的空間完全存在。而稅負減輕，工人的工資才有上升的空間。

政府收入過高而支出不受制約和監督，不僅損害國民經濟的基礎，而且助長了政府的腐敗。因此在減稅的同時，必須嚴格政府預算；通過體制層面而非治理層面的改革，嚴格限制政府的預算外收支。應加強對政府財政預算的把關，各級人大應就政府預算進行經常的辯論。以本屆兩會為例，安排審議財政預算的時間只有三月六日下午和三月七日全天，共一天半的時間。人大代表第一次在兩會期間對預算作出強烈反應：“作為第十屆代表，我已參加了5年的會議，從沒聽過任何代表審議《預算報告》的發言”，“每年大會安排審議《預算報告》都形同虛設”，“代表看了等于白看”?！柏斦刻峤贿@樣虛化、不透明的報告給代表看，代表看了也白看，還怎么去監督，怎么去審議，這不蒙人么？”

因此，應該制定完善的“公共投入倍增計劃”和“行政支出倍減計劃”，以及人大嚴厲的財政預算審議制度?，F行的行政支出每年都在原有規模上按一定比例增加、導致行政支出剛性增漲的做法必須終止，財政預算和政府的支出必須全透明，不僅對人大代表透明，還要對全社會透明。建立這樣的預算辯論和審查制度，必然要求人大代表的專職化，果如此，大量官員兼職人大代表導致“自己監督自己”、“立法者和執法者集于一身”等問題自然也會迎刃而解。

增量改革的第二個制度支點，是統一城鄉勞動力和要素市場，特別是土地和房屋市場。

“農民工”實際上是中國最大規模的就業和身份歧視的代名詞。在戶籍管制和身份歧視之下，農民工的經濟地位、社會和政治地位都低人一等，同工同酬根本就是個奢望。徹底改革戶籍制度，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消除這一嚴重有違和諧社會宗旨的歧視政策，是中國擴大內需、促進城市化之需，亦是中國國際形象的需要。

統一城鄉土地和房屋市場，對于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具有非凡的意義。根據建設部《2005年村鎮建設統計公報》，2005年中國城鎮和村鎮的市民、農民共有住宅總量為365.29億平方米，考慮到2005年中國村鎮竣工住宅6.88億平方米，城鎮商品房竣工面積為4.8793億平方米，由此推算2006年中國城鄉住宅總量約為375億平方米，其中農民住宅約有260億平方米，占三分之二以上。而在這些住宅中，約有100億平方米左右處于城鄉結合部，如果進行改建和重建，提高容積率（現有農房大多是平房或兩層樓），則可建造300億平方米以上的新房，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較低市場價計算，可以新產生三四十萬億元的價值；以北京周邊“小產權房”（鄉鎮或村級開發，沒有縣以上政府頒發的房產證）均價3344元計算，可以產生百億元以上的價值。如果允許其合法入市，這個價格還會更高。農房和農村建設用地不經政府征用可以直接入市，由此帶來的農房和農村建設用地的價格向價值靠攏和回歸，將會在全國農村范圍內產生史無前例的財富效應，迅速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城市的房價回歸其應有的價值水平，從而實現史無前例的中國城鄉大融合，全面迅速地改善全體中國人的居住和生活水平。

近年來，廣東、浙江、江蘇、上海、安徽等地都開始了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局部或區域試驗。對于擁有土地的農民來說，自行建房（包括雇專業機構設計、建造）出售是土地被征收收益的數百倍；對于城市居民來說，購買“小產權房”一套即可節約數十萬，“雙贏”之舉，自然趨之者若鶩。而除了基本農田保護之外，農民及農村組織自行決斷“集體所有”的土地的用途，在憲法上也并不存在障礙。

剛剛審議通過、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物權法草案沒有將占全國私房總量三分之二的農村私人住宅納入完整的自由市場體系，是個莫大的遺憾。所幸草案的如上規定也為可能的變化留下了余地，將來可以通過憲法解釋、物權法解釋和修改土地管理法等多種途徑確保農民實現完整的土地和房產權利。

（來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