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眼中，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帝國代表了一種與歐洲“黑暗時代”完全不同的力量：中國人以圣哲先賢的思想為行動的指導，中國的皇帝體恤下民，中國的官經由嚴格的考試產生，中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有獨特的審美觀......地理上的遠隔產生的這種神秘感，在西方學者中產生了對東方文化的思慕，這種思慕產生的對東方的理想化，又影響到西方對其自身基督教和封建傳統的批判，這樣的批判為后來的民主、自由、人權精神奏響了先聲。

就在中國人還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對外部世界渾然不覺時，崇尚孔子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根據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了戲劇《中國孤兒》，宣揚中國傳統儒家“舍生取義”的價值觀和道德感。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寫下《中國近事》，強調西方與東方帝國的文化交流。但伏爾泰在《風俗論》中也不無擔憂地問道，為何中國總是止步不前？

100多年后，中國人為自己的止步不前付出了代價，西方在與這個老大帝國的交手中明白了它的虛弱無力，征服的野心取代了學習的向往。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個轉折點，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一場更強烈的刺激，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而傳統的文化和價值觀也往往被當作“東方專制主義”的附屬物而一概舍棄。

21世界之初，在經歷引進西方意識形態和社會形勢而產生的歷次沖擊后，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下，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崩潰，傳統中國提供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大多無法使用與現代社會。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現代性資源并未完全消失。3月26日至28日，在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世界漢學大會”上，200多名漢學家聚首北京，對話漢學研究，探詢中國文化對于建構現代世界的價值。這是在中國本土舉行的最大規模、參與者最多、規模最高的漢學大會。

《左轉》有言：“國學天地，有與立焉”。對于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如何尋找“價值共識”，將傳統的價值觀和文化融入中國的現代性進程，推動中國傳統文化走出歷史的循環，進而越過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和烏托邦注意等陷阱，是中國進步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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