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快餐”違規用工，除引發民眾批評之外，還有兩種類似事件中很常見的聲音：一是，具體到報道中所涉及的在麥當勞兼職的大學生，月收入1600元，已經比較多了，按當下的大學生就業形勢看，有些人全職工作可能也拿不到這么多錢；另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認為這些被曝光的跨國公司也幫助解決了就業問題，并且有些其他工廠的違規用工狀況要嚴重得多。

這種看似理性的分析往往得出判斷：媒體僅討論個案有“嘩眾取寵”之嫌，相關政府機構的調查和處罰也無助于解決更根本的就業問題，而跨國公司的個別違規情況可以諒解。

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媒體、政府部門、企業所應遵循的邏輯是不同的：媒體遵循個案法則，也就是發現與報道違規個案；政府進行全面管理，但遇到違規個案時，理應優先處理；企業則有責任確保行為全部合法與合乎商業倫理。單就麥當勞、肯德基這一事件而言，媒體和相關政府部門的表現都相當到位，而兩個公司卻幾乎犯了所有能犯的錯誤。

媒體的首要責任是報道個案，通過個案反映問題，媒體的工作方式也使它通常難以獲取全面的情形。我們對媒體的要求是，它報道的個案本身是真實準確的。在這一事件中，媒體先是通過臥底發現廣州某店的單個兼職員工工作時間過長、收入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水準。隨即用數字揭示更多的個案：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在內，有超過10個城市的麥當勞、肯德基非全日制小時工資水平低于當地最低小時工資標準。

政府部門的介入也很及時。在報道刊出之后，廣東及廣州勞動部門即對兩公司進行調查，對兩家公司提供的2萬多名員工的用工手續、工資水平進行全面檢查。全國總工會也根據已經披露的事實，初步判斷麥當勞、肯德基的做法“違反了《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并要求廣東省總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溝通”。確保所屬地企業的用工情況全面合法，是勞動部門的職責，先行解決已披露的個案問題，更是其責任。

所以，在這一事件中，媒體和政府都履行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所面臨的來自企業內外的要求卻是不同的，它需要確保自己的行為全部合規：從商業上來講，即便只有一個違規用工問題，被發現后它的商業利益也會大受影響；從政策監管來講，即便只有一個違規用工問題，它也應當立即糾正錯誤做法，而且需要受到處罰。

根據現有的事實，麥當勞、肯德基在個案上的違規用工已經可以確認，也可以確認這種情況并非只在廣東一地。廣東勞動部門對它們所有員工用工情況進行調查后即將公布的結果，應該能更全面地反映它們違規的程度。

但是，它們在這一事件中的問題，并不僅限于此。違規本來就夠糟糕，讓事情更糟糕的是它們不合適的辯解與試圖隱瞞的事實。在違規用工行為被曝光后，麥當勞、肯德基都先聲明自己符合規定，而沒有轉回去檢查自己是否存在違規的情形。其實，把適用何種法律的爭論放在一旁，單單媒體所報道的個案已讓大眾受到觸動：該名在麥當勞餐廳兼職的大學生當天工作15個小時，按每月22個工作日計算，之前一個月工作了296個小時。法規之外，這也已經超出了麥當勞自己制定的兼職工每月不超過168小時的規定。緊接著，肯德基被披露出來要求兼職員工重簽協議，廣州五月花肯德基餐廳的大學生兼職員工向媒體投訴，該餐廳要求員工重簽協議，新協議中有該協議“不在《勞動法》調整范圍內”字樣。日期也并非簽訂當日3月29日，而回溯到本年的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