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凱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 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
一
應當說，民生問題首先表現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F在老百姓關注四大問題：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這四個問題基本都是社會層面、經濟層面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政策環境下，我認為首先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面思考和解決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了的。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 這些看起來屬于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它后面直接關聯的，是與政府的公共服務有關。民生問題解決的好與不好，都與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關，也與政府自身的行為有關。
第二， 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定時期社會的公平、正義有密切的關系。如果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度比較高，社會利益分配得比較合理，即使這個社會的經濟能力有限，老百姓的怨聲也不至于很高；如果說一個社會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社會利益分配又明顯不公，即使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了，民眾的呼聲仍然會很高，甚至成為社會凸顯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過去28年的改革開放，廣大民眾確實從改革中獲得了實惠，但民生問題如此凸顯，并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這種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個國家和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有關。這就是說，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當不得當，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經濟問題，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種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著政府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理念，也反映著一定時期的政府的政策導向，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體現。因此，圍繞民生的制度安排，決不僅僅是一個制度設計的方法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價值的取向問題。
二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目前我國民生問題的凸顯，除了經過28年的快速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利益格局所發生的變化等多種原因之外，也與我國在政治層面的改革整體滯后有很大的關系。
第一，中國過去28年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這三者之間，并不是一個平衡的狀態，而是一個失衡的狀態。這種發展結構本身的不合理或失衡，使得民生問題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體制、制度、機制方面的問題，非但得不到及時的解決，反而越積越深，最終都以民生問題的形式凸顯出來。其中有關公民利益訴求的表達，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第二，民生問題凸顯，很大程度上與腐敗以及由此形成的“權力資本”對社會利益不合理的瓜分有關。在這方面，經濟學界有很多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我看到一個資料上說，目前全國擁有個人資產在一億之上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人具有一定的權力背景。如果這資料反映情況是真實的話，就足以說明這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民生問題的凸顯，還與我們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面的制度短缺有關。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沒有建立起比較健全、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蓋范圍很小，主要在城市，包括醫療、社會保障等，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事實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這些農民工收入很低，人在城市，仍然過著農村人的生活。過去他們一家一戶在農村，主要靠自己養老，自己保障，對國家社會保障依賴度低，但進城以后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要面對城市的物價、醫療、教育方面的高收費，而他們的收入絕對支撐不了這樣的生活，抗風險的能力很差，這就使這些弱勢群體在客觀上對國家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賴，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卻不能給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
第四，民眾缺少利益表達途徑和形式。我們知道，民生問題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能力、機制、博弈等都有直接的聯系。如果弱勢群體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三
由此來看，解決民生問題，除了從經濟、社會層面思考以外，必須從政治層面給予高度重視。
第一，要下決心改進中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如前所述，民生問題首先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制度安排、政策設計有關，而我們現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部門主導。這種由部門利益主導的公共政策過程，很可能導致部門利益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這樣最終出臺的政策，就可能是一個部門利益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的產物。所以，要解決民生問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首先要解決公共政策制定問題，否則，其他問題很難真正得到解決。
第二，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強化民生問題的制度安排。只有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才可能產生合理的制度。2006年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標志我們在制度層面已經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我認為，包括中改院提出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內，決不意味著我們要在公共服務方面實行平均化，而是首先要解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有和沒有的問題。這里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是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時候，國家不可能把更多的錢用來增加民眾的社會保障，這個時候國家主要要發展經濟，等到人均收入到了3000美元以上，才能大幅度的增加。我的看法是，我們不能因為國際社會中的這種現象，掩蓋我們過去在公共服務方面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二是也不能因為要倡導公共服務均等化，而把社會成員的胃口調得很高。
第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加大反腐敗的力度，遏制解決民生問題過程中的腐敗問題。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言，解決腐敗問題，關鍵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審批過多等等。而這些問題反映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面，就是公共權力的濫用，通過公共權力與民爭利。
第四，要真正解決民眾的利益訴求和表達的問題。要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敢于讓老百姓說話，給他們充分表達的權利。這種權利是要通過一定的民主程序，一定的表達形式來維護的。特別要重視弱勢群體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聲音。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分為高端和低端，也可以叫上端和下端。下端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端是民主政治改革，我們不能光在下端進行改革，關鍵要解決上端中的民主政治的問題，這方面的問題在我看來更具有根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