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是未來很多年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最緊要的制度性變革，在此大背景下，壟斷行業過高的工資水平無疑就成了改革的重點。而近期，中國的國家審計部門恰恰把審計重點鎖定在這一領域。

按理說，一國壟斷行業的企業應該維持在一個低收費、低利潤的運營狀況，超出的利潤應該收歸國家所有，國家再以各種轉移和補貼的形式來增加公共產品投資，以彌補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各種問題。但改革之后中國的情況相反，我們的壟斷行業基本維持在高收費、高利潤的狀態，而這些利潤同時也沒有上繳給國庫，大部分留存在企業內部，名義上是作為企業再投資發展之用。這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央企紅利”問題?！把肫蠹t利”的存在，使得同樣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同樣的工資收入卻有了天壤之別。

或許我們大家對壟斷行業工資懸殊的危害性，還僅僅停留在社會的公平感和正義感之上。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安德瑞·史萊弗專門研究過這一問題。他認為，人才的流動是沿著工資的方向往上走的。一旦在某些行業出現高工資的時候，大批高素質的人才就會向這些行業移動，就會大大增強這些行業的發展，形成一個創新性很強的社會結構。但是，如果將這些高工資的行業配置給壟斷行業，史萊弗教授認為，這將會形成一個典型的尋租型社會，人人都想擠入到這些壟斷行業中去。由此，我們很容易想象，如果高素質的人才配置在這些可能存在尋租型的行業，那么憑借其聰明才智無疑會更加增進這些尋租機制，而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生產機制將陷于癱瘓之中，整個社會則往一個更差的均衡點演進。

也曾有學者表示，一流的人才應該留在企業，因為那是國家創新發展的動力源；二流的人才則留在大學，因為教育同樣關乎國家的長期發展；三流的人才則留在政府和各種公共事業部門。這是一個最佳的社會人才配置體系，但與中國人一直以來的精英社會治理思維有很大的出入。精英留在公共部門是一個機遇，更是一種危險。從世界各國的發展來看，也是如此。美國長久不衰的經濟實力在相當程度上因為有龐大的精英在支撐著它的良好的創新能力，使其在競爭中獲得超額利潤。

戰后的日本則是另一種社會結構。注重團隊合作精神的日本人非常強調平均化，一個從事計算機研發的技術人員與同年齡段的清潔工之間的收入差別可能并不大。這樣的報酬結構，導致人才流向每個部分的人數基本上一致。這樣不好不壞的收入結構盡管導致了日本快速崛起，但也是日本在數次的較量中都遜色于美國的主要原因。最糟糕的還是那些倒掛的社會結構，把社會的大部分精英都配置在服務性的公共部門或者各種壟斷行業。這些精英既有創造出經濟奇跡的能力，同樣也有摧毀經濟的能力，而且他們的摧毀能力要比一般人更強。因此，腐敗、貧窮、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等等都是這一類型社會結構的常態。我們擔心的是，如果任壟斷行業高工資發展下去，會不會將轉型的中國引向這一倒掛的社會結構，扼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從而使得我們的改革事業前功盡棄呢？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如何治理壟斷行業高工資呢？筆者認為，目前應該盡快建立對壟斷行業的監督和審核機制，才能使得企業把更多的壓力轉移到內部，關注內部員工的高工資問題。只有有了生存的壓力和危機，那些壟斷企業才會關注企業的經營效率，而不是想法設法地進行各種尋租活動，一個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創新體系才能真正地實現?！　∽髡撸鹤髡邽檎憬ど檀髮W經濟學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21COE-GLOPE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

摘自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