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會期間有人提出設立“國家閱讀日”，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先生明確表示反對。我也不贊成所謂的“國家閱讀日”。因為真正的閱讀是一種習慣，是一種自主、自發的學習乃至生命體驗，而“國家閱讀日”卻將之變成了自上而下的集體性倡導和“指導”，除了有可能以某種形式的國家意識形態取代個體的經驗性閱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國民的閱讀習慣、讀書率“每況愈下”的當口，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讀書倡導，既不可能達到重振書風的效果，客觀上也有轉嫁政府義務的嫌疑——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提高全民教育水準和素質的義務，通過“國家閱讀日”的形式，輕而易舉地轉變成了國家對公民的某種期待甚至要求。

我以為，國民閱讀率的持續走低，與持續多年的教育亂收費、大學高收費、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持續走低，是一脈相承地成正相關系。

倡導設立“國家閱讀日”的理由有三：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就是閱讀史；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取決于閱讀的水平；一個沒有閱讀的學校永遠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倡導者認為“這三個理由，不僅是對閱讀意義的闡述，也是解決當下教育問題與社會風氣的一帖良方?！崩碛珊湍繕水斎缓芎?，但試圖把它作為“解決當下教育問題與社會風氣的一帖良方”，不說是揚湯止沸本末倒置，起碼也是過于天真。解決國民閱讀率低下的問題，惟有從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和普及有效的高等教育入手，而不是反過來，試圖通過“國家閱讀日”來解決教育問題。

這方面，日本的經驗可以說明問題。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過減稅、增加公共開支、普及教育等一系列辦法，全面提高國民收入和國民素質。不到30年，到1987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一躍而超過美國，除了衣食住行在亞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學率90％以上，大學升學率34％以上。由此帶來的就是國民閱讀率的大幅上升，報紙消費量比美國還高。時至今日，1億多人口的國家，如今卻有多家發行量超千萬份的報紙，而且人家可都是自費訂閱，不是強制發行。中國13億人口，足足是日本人口的十倍，到哪里去找發行量那么大的報紙？更不用說人均圖書碼洋和冊數以及其他文化娛樂消費了。
作者：童大煥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