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文 　　

重慶市著名的“釘子戶”博得了評論界一片贊揚。如今法院判決已經生效，雖然這幢房屋至今還矗立在那里，但冷靜地想一想，其實它的拆遷已經在所難免。不過，回顧這個著名網絡事件的整個過程，了解公眾的普遍情緒，尋找其中的法律依據，對更好地處理此類事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這一事件的積極意義就在于，重慶市政府部門沒有像以往在拆遷產生糾紛后的一些地方那樣，自行組織強制拆遷，而是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所以，從程序上來看，重慶市政府有關部門及參與的有關機構應該贏得公眾的尊敬。 　　

按照我國城市規劃法和相關法律，如果當事人不主動拆除違章建筑，政府部門必須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由人民法院決定強制執行。這項規范所包含的含義是，政府機關在涉及拆遷問題時，必須主動接受司法機關的司法審查，不得自行作出決定、自己執行。 　　

現在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于，重慶市是否應該組織大規模的拆遷活動？公共利益的含義究竟如何體現？ 　　

公共利益是學術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國物權法起草過程中飽受非議的法律概念。筆者認為，公共利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普遍性。所謂合法性是指公共利益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譬如，根據防洪法或者其他的法律，政府機關可以征收征用公民的財產，但必須給予合理的補償。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法律依據，比如沒有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法律規定，那么，政府組織的拆遷行為本身就不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不具有合法性。 　　

但是，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授權性的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涉及公民財產的事項作出一般性規定，同時在法律中授權行政機關就法律的實施作出具體的規定。而行政機關可以通過行政法規或者授權政府部門制定部門規章，具體落實法律中的有關規定。在房屋拆遷法律體系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層層授權的法律規范鏈條。通俗地說，憲法規定保護公民的基本財產權利，法律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征用公民的財產，而行政法規則授權政府部門制定補償標準，部門規章則提供補償標準確定的具體程序。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中，長期以來，我國公民的財產權利被高高地舉起、輕輕地放下，如果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抽象性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利，那么最終必然會承擔敗訴的后果。 　　

所以，如果不了解我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不了解公共利益實施的具體行為規則，那么，就很難理解為什么某些地方拆遷方會處于強勢地位，而被拆遷方則處于相對無奈的境地。本來財產所有權人可以坐擁財產，從容地提出自己的條件，可是在現有的城市房地產拆遷法律體系中，被拆遷方卻在不知不覺中處于弱勢的地位。只要房屋拆遷部門提出談判價格，那么，被拆遷方就不得不為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利而四處奔走。因此，不改變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不堵住公民權利流失的創口，那么，今后此類事情還會不斷發生。 　　

我國物權法將公共利益限定在法律范圍之內，是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偉大創舉。但是，如果法律仍然授權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或者部門規章，調整公民的財產關系，特別是調整政府部門與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那么，我國物權法的這項規定就會變得毫無價值。所以，必須改變授權性立法模式，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內解決公民財產權的保護問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通過制定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方式，規范公民的財產權利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調整公民財產關系的重要法律規范———比如稅收關系大多仍然表現為部門規章，而在我國物權法中，又間接授權行政機關在住宅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后，制定具體的土地使用費繳納辦法。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已經通過，即將生效的物權法的一大遺憾。 　　

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需要系統的法律規范，如果法律體系存在漏洞，或者，保護公民財產權利的法律是漏斗形狀的法律，那么，這樣的法律文件越多，公民的財產權利受到損害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定要樹立憲法至上觀念，減少法律體系缺陷給公民財產權利造成的損害，切斷行政機關利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侵害公民財產權利的渠道，讓公民的財產權利始終處于安全的狀態。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