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鈞/文

報載，政協委員馮培恩在發言中指出：從1986年到2005年的20年中，國人負擔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由人均20.5元急劇攀升到498元，增長了23倍。究其原委，政府行政管理費用“超常規增長”與政府浪費現象密切相關。馮委員點出了諸如“公務用車、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政府會議”、“‘政績工程’和辦公樓建設”以及“能源和資源”等方面的浪費現象。

確實如此，一方面，政府雖然再三強調要建設“節約型社會”，另一方面，政府浪費現象卻十分嚴重?，F在官場上的很多“潛規則”已經到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步。

譬如“公款吃喝”，20年以前的話題是“四菜一湯”，后來演變成“四盆一缸”，這僅僅是在量上做文章。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突然發生了質變?，F在官家設宴，已然是，“山珍海味尋常事，國酒洋酒只等閑”。還要美其名曰“食文化”、“酒文化”……在很多場合，其實在座的都不想吃、都不想喝，但為了維護“傳統文化”，為了官場上的“感情”和“規矩”，就是“豁出了命也得干！”

又如“公車私用”，20年前上下班，中央部委只有部長有專車，后來司局長們湊合著來個“合伙接送”。其他干部難得蹭一回，還有資格夸耀幾天。然而，“公車改革”久拖不行，也不知從何時起，突然發生了質變?，F在在某些中央部委，處長們都人手一車，地方政府則擴大到科長，加上自己有車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滿世界轉悠的都是公車。

再如“形象工程”和“辦公樓建設”，20年前修建“亭臺樓閣”至少名義上在仕途上還是“一忌”，后來湊點“預算外資金”偷偷摸摸地“改善”辦公條件，上面也眼開眼閉了。然而，又不知從何時起，突然發生了質變。造高樓、建廣場、修廣場成了“政績”，全國居然有148個城市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中國好幾個大城市的高樓數已然在世界上數一數二，歐美的城市倒像個“土老帽”般的鄉村了（一位房地產商周游世界后的感慨）。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但有一疑問，不知馮委員的計算中，有無包括獨具中國特色的“預算外資金”和“行政收費”，感覺上是可能沒有包括，要是算上這一筆，恐怕這浪費的數字更得“?！绷巳チ?。就拿最有“正當理由”的政府作派——開會和發文來說，現在資訊發達，已經到了無論身在地球上的哪個角落，只要上得了網就能直接對話的程度。為什么“傳達精神”仍然必須一級級開會、一級級發文？“會多”是老傳統，難道“文多”也能搶個“人均紙張消費量”的世界冠軍？還有一點更想不通，就是現在什么都要“政府采購”，可一連上“政府”二字，同樣的物資就要比市場上貴三分。

另一方面，說到“民生”，財政可就沒了錢了，與19％的行政管理開支相比，簡直是零頭都不到。于是，以“民生”的名義，就要千方百計地多收稅，千方百計地擴張公權力。發行彩票、慈善捐贈，只要有錢可進，都得歸到政府的名下“統一使用”。

看起來，“公權力”非限制不可，應該成為限制行政費用的治本之策?，F在國人習慣上常常將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大歸咎于公務員或干部人數太多，其實是一個誤區。如果公權力不加限制，即使是再精減一半，政府行政管理費用高漲依然是一個破解不了的難題。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