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隨著地方兩會的落幕以及全國兩會的相繼開幕，關于人大代表中官員比例應占多大漸次成為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先有去年年底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研討人大制度會議上，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建議改變目前人大代表官員比例偏高的現狀。再有全國人大代表鄧明義建議修改《選舉法》從而限制官員代表的數量。（３月４日南方網）

至少從邏輯上，人大代表中過多的“官員代表”難免讓人對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效果產生懷疑，讓被監督的“一府兩院”成員，作為監督者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成員，多少有點“左右手互搏”的味道，顯然違背了現代法治理念中“任何人不能充當自己法官”的程序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大代表為人大代表中官員比例過高現狀的憂慮與改革建言，不僅具有現實意義，更是民主政治參與程度和責任意識提高的直接表現。

但既然要限制官員代表比例，限制在怎樣的范圍內卻是一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技術難題，因為如果說人大的監督職能具體體現在立法以及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中，那么，怎樣的“官員代表”比例才能保證不出現監督者由于雙重角色的緣故影響到監督效果的情形，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命題。為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甚至曾建議如亞歷山大一樣“劍砍哥頓結”：取消“官員代表”，官員不能同時兼任人大代表。

不論是限制“官員代表”比例的技術難題，還是取消“官員代表”的立法程序訴求，本身并無太大障礙。但問題是，限制“官員代表”比例以及取消“官員代表”，無疑是違背憲法的動議。我國《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１８周歲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