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死了，但是布什還要活著完成他的任期。這一看似簡單的現象，實際上除了證明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勝負雙方之外，還昭示了另一個不太容易接受的結論，那就是活著的并不一定比死了的快樂。
因此，2007年初美國外交仍然持續著2006年的局部調整工作。最新的一個例子就是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扎勒邁·哈利勒扎德的任命。自拉姆斯菲爾德辭職，到博爾頓離任，布什終于逐步填補了美國外交在國會易主之后留下的空白。而國家情報局長內格羅蓬特填補佐利克離任后長期空缺的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則分擔了賴斯目前的負擔。對一個缺乏常務副國務卿席位的國務院來說，國務卿將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職位。
 這幾位高層人士的任命都極具象征意義。有著豐富阿富汗、伊拉克反恐和政權重建斗爭經驗的外交官成為美國全球外交的主要操盤者，不但意味著在布什余下的任期中，美國仍然將反恐作為外交的重點；更進一步說明了布什外交班子乏善可陳。只有在阿富汗、伊拉克經過忠誠考驗的人士，才能夠填補美國現在的外交空白。這種局面對于布什余下的任期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制度性的填補，只是整體政策調整的一個環節。雖然在最短的時間中，布什政府試圖將人員變化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但是這種負面影響已經在媒體、公眾甚至美國政治家們所討論的議題中展現出來。除了要不要從伊拉克撤軍這樣的公開議程之外，2001年布什上任后公開宣稱的“布什路線”也出現了新的動搖。
 必須承認的是，隨著伊拉克局勢久拖不決，美國參眾兩院易主，布什的外交路線開始逐漸萎縮。這種萎縮不但體現在布什的伊拉克政策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而且體現在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在逐步反思自身的政策，并且向中間路線搖擺。新保守主義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和安德魯·薩利文都在2006年的文章中開始批評伊拉克戰略，甚至充滿了道歉的味道。福山在《新保守主義之后》一文中就表示：“……難以證明美國在伊拉克付出的鮮血和財富是值得的?！彼f，新保守主義已經和強制性政權改變、單邊主義、美國霸權等概念聯系在一起了?，F在需要的是新的概念，既非新保守主義，也非現實主義。這個概念是為了讓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相處，這個概念要保留新保守主義中那些普世的權利觀，但是要丟掉那些美國霸權巨大功效的幻想。
    但最近的人事調整繼續說明，布什的困境在于他即便要在新保守主義路線和現實主義路線中間取得一個良好的平衡，具體的掌舵人選也不太多。
    在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中東局勢面前，美國的中東政策自然也和其他各個地區的政策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當這個世界中的少數人通過極端主義來對抗不確定性的時候，我們往往看到的是兩種悲劇性的走向。一種以極端民族主義甚至恐怖主義宣示自己的權利，而另一種以極端的保守態度或者軍事手段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可以說，今天伊拉克的內政危機與布什外交路線的困頓，正是兩種極端主義碰撞的結果。一死一傷之下，沒有勝利者。
    但不確定性不是不可戰勝的，甚至不能把不確定性與危機、風險等同起來。布什任用大量阿富汗、伊拉克工作起家的外交官員，正是希望將反恐戰略和全球外交的不確定性降低。這讓我們想起了越戰后期美國外交的人員變動。一旦這場戰爭的成果被重新評估或者遭到顛覆，那么執政的共和黨就會面臨很長時間受到戰爭失敗陰影影響的惡果。
 詹姆斯·曼曾經把新保守主義者稱為伍爾甘。伍爾甘(Vulcan)，古羅馬神話中的火和鍛冶之神，這里借喻布什內閣中的6名主要成員：鮑威爾、切尼、賴斯、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和阿米蒂奇。時至今日，六人已去其四，剩下的兩人中，切尼正在忍受來自媒體和國會的指責，賴斯卻疲于在全世界奔命。從這個意義上說，薩達姆雖然死了，但是伍爾甘的棋局還沒有做活。而把外交思想的未來押注于一個分崩離析的民族國家，未來兩年中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