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市場所料，年內第三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如期而至。同樣是提高0.5個百分點，如果說，前兩次更多具有“緊縮”信號作用的話，那么，此次則屬回收過剩流動性的常規操作。

觀察人士認為，明年初甚至今年底，第四次上調準備金率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應當看到，上調準備金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況且，準備金率本身也并非可以無止境地上調。作為央行對沖過剩流動性的現實選擇，此舉當屬貨幣政策的權宜之計。

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源于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渠道被動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今年4月以來，為抑制貨幣信貸過快增長，以及由此推動的投資過熱和經濟增長偏快勢頭，央行貨幣政策緊縮力度明顯加大：除日常公開市場對沖操作發力外，還多次對商業銀行“窗口指導”、三次發行定向央行票據、兩次提高基準利率等。

央行打出的這一套政策“組合拳”在9月份初見成效：信貸增速高位趨穩，投資、GDP增長也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當前經濟金融運行總體上正朝著宏觀調控預期的方向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央行第三次上調準備金率被市場理解為是一次前瞻性調控。出于對未來國際收支順差將給銀行帶來新的過剩流動性的擔憂，央行未雨綢繆，在調控上打出了一定的提前量。

顯然，央行已注意到，前三季度的一些經濟金融數據仍不容樂觀。如，1-9月，貿易順差增長已超去年全年水平；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也超過全年預期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雖然比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仍比去年同期快1．2個百分點。

一方面是國際收支順差，產生銀行體系過剩流動性的根源繼續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幾家國有銀行上市后資金更加充裕，超額準備金率重回3%高位，其放貸盈利的沖動有增無減。如果不把流動性控制在適當水平，銀行過度擴張貸款的壓力可能再度上升。而由于我國企業投資主要靠銀行信貸支持，貸款增長過快意味著投資可能反彈。

從調控的效果和成本看，通過提高準備金率凍結商業銀行流動性，比加息對流動性的影響更直接、有效，比發行央行票據成本更低，不失為對沖過剩流動性的現實選擇。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提高準備金率已非“猛藥”，僅是回收流動性的一種方式，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十分有限。

但值得注意的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只是緩解流動性過剩的權宜之計。它收緊流動性的作用是短期的，在外匯資金持續流入的影響下，這一政策效果將被逐步抵消。由于流動性過剩是我國經濟結構內外失衡的集中反映，以“堵”而非“疏”為主的調控政策，可能引致流動性不斷過?！y行貸款持續沖動———央行接連出手收縮流動性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要從根本上改變流動性過剩的格局，則需要匯率政策、財政和產業政策共同出擊，擴大內需，減少順差。加速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應是題中應有之義。